理想和至善至美的人格

和子的原型的确是太田，但其在书中其实也一样体现了作者自己。如果说弟弟直治是那个拒斥和怀疑的自我，那么姐姐和子就是那个依赖和接受的自我了。这种偏软弱的性格特征以女性形象出现也是很贴切的，事实上在《女生徒》及许多其他作品中，太宰治早已多次通过女性形象来表达自我了。当弟弟直治对母亲若即若离时，姐姐却是发自内心仰慕母亲，并未母亲的离去而感到悲恸和彷徨，这正是太宰治心中的自我理想人格破灭后所产生的强烈无助感的写照。于是，当这个理想的自我濒临毁灭时，和子便如同着魔一般地迷恋上了一个仅有一面之缘的男人，也就是直治的老师“上原先生”，犹如落水之人死死抱住一片木板。不用说，上原先生依旧是太宰治自己，是身为作家的中年太宰治的分身。和子对其的恋慕，既是理想人格破灭后对现实人格的自我肯定，也是其对身为作家的自我与外界关系的期许。从之前的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姐姐还是弟弟，都表现出相当的精神病症状。事实上太宰治本人也确被其主治医生诊断为精神病。然而正如精神分析学者弗洛姆所说，比起所谓的正常人，精神病人有着更加完整的自我，他们可以被视为在争夺自我的战斗中不准备彻底投降的人”。用这话来形容太宰治，可谓恰如其分，他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病态、颓废、拒斥、依赖乃至自我毁灭，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保留那个纯粹的自我，而绝不愿意去“适应社会”，去和陈腐的道德伦理以及世俗的价值观妥协。然而在弗洛姆看来，虽然精神病人是值得尊敬的抵抗者，但终究是失败者，因为他们保卫自我的方式就是自我封闭，从而放弃了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也就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太宰治也是一个自我封闭者，他蜷缩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去构建属于自己的理想和至善至美的人格。然而他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精神病，他还保持着一个与外界联系的渠道，那就是他的文学创作。通过创作作品，他向外界展现了自己的理想世界，并极力批判旧的道德和社会体系。在这里，理想和现实暂时获得了统一。他甚至希望通过作品而获得肯定，正如书中上原获得了和子姐弟的肯定一样。
 　　
　　然而作为作家的太宰治也一样无法完成自我救赎，因为他始终无法摆脱自卑，也就无法真正自爱和自我肯定，每一次自我肯定的尝试必然带来更强烈的自我否定。这也是因为他难以建立起真正的精神寄托。对比另一位同样童年不幸的批判作家奥威尔，两者的不同就分明了。奥威尔对现实的批判，建立在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信念之上，而太宰治虽然投身革命，却并未建立这种颠扑不破的信念。正如书中的和子所说，她虽然认为“革命和恋爱一样是美好的事情”，但其实并不能读懂革命的著作。她所以恋慕革命，只是因为其中所带有的那种摧毁旧世界的勇气。而当现实革命遭受挫折，他便再次陷入怀疑的泥沼，如直治一般认为“一切主义都是虚伪的”。因此，他的批判矛头无法向奥威尔那样直指社会，只能指向他自身。正如他无法成为基督，而只能成为叛徒犹大。唯有在自我惩罚中，他才能得到救赎，而在现实中，他也只能作为一个放浪形骸者而存在。并且他也清楚，这种自我放逐，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毁灭罢了。和子在历尽辛苦，找到了上原先生后，却发现后者只是一个糟老头而已，最后委身于他，也只是“可怜他”。说到底，作家的太宰治依旧无法自我肯定，依旧只能在分裂之中苦苦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