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全剧第17话播出之后。随着剧情发展，对文字内容进行了少许订正与补充，但主旨完全没有改变。如今全剧已经完结，本文也将停止修订。】
截止至第17话，支配《多罗罗》的三组悲剧性冲突已经逐一展开了。“悲剧（tragedy）”与“悲惨（misery）”不同。“悲惨”只是单纯使人产生强烈怜悯之心的不幸，这种不幸不论从现实还是从道德层面讲，都本应有着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法（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小女孩之死不但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正当性，并且也本是不难避免的）。“悲剧”则意味着，不幸的根源，因为某些原因而无法消除。悲剧性的冲突，便是于情于理都难以调和的矛盾。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由于我们无法坦然抛弃处于冲突中的任何一方，我们便没有对这一冲突的完美解决方案。
全剧的第一组悲剧性冲突，产生于这两方之间：一方是感官与感官所认识到的世界，另一方是善与幸福。百鬼丸的设定，基于的前提是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他最初是个完全没有肉体的灵魂容器，性质类似《钢炼》里的阿尔。但与阿尔不同，百鬼丸生下来就是如此，因此没有对世界的任何感性认识。继而，百鬼丸的心智长期处于低度发展的状态，仅仅能够辨别出什么对自己无害、什么又是对自己的威胁。他的心智发展，依赖于感官的发展；而感官的发展，又依赖于最初仅仅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杀死第一个鬼神（第1话）。这是个既偶然又必然的事件。就此而言，百鬼丸有着鲜明的卢梭自然人特征。
使百鬼丸进一步与卢梭自然人相似的，是他在重获感官的过程中得到与失去的东西。在没有任何感官时，百鬼丸是善的。“善”不意味着百鬼丸会去主动帮助别人，而意味着他不会主动伤害别人，除非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他对无害的人、物、甚至小妖怪都抱着完全不理不睬的态度（第2话）。在逐渐获得感官之后，百鬼丸的善恶反而变得暧昧不清了。一方面，和无感官时不同，百鬼丸逐渐学会了欣赏与主动帮助别人；但另一方面，他也逐渐学会了仇恨与主动伤害别人。感官的这一双重后果，在听觉这一感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第4-6话）。百鬼丸在听力恢复后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雨声中的哭声，随后长期被嘈杂的环境惊扰。但也正是听力的恢复，使得他能够听到动人的歌声，从而把他卷入了与人类的美好的情感关系中。而恰恰是这一情感关系，由于遭到他人无端的破坏，使得他最终成为了主动的杀人者。嗅觉也是如此（第7-8话）：嗅觉的恢复，使得百鬼丸既能闻到鲜花的香味，也能闻到硫磺的臭味。总之，正如寿海所说（第17话）：百鬼丸的躯体越像人，心灵就越有着变成鬼的风险。
这继而带来了更关键、但答案也更暧昧不清的问题：感官的获得，是否有助于百鬼丸的幸福？在没有感官时，百鬼丸无法体会感官带来的美好，可他内心平静，因此也不会陷入痛苦的状态。在获得了感官后，感官带来的美好却是以失去内心平静为代价的——感官的发展带来了心智的发展，百鬼丸最终认识到的，是自己无缘无故遭受的极大不公。于是，到底是不伤害人但心智发展水平极低的百鬼丸更幸福，还是心智得到了发展、却要通过伤害人来夺回本属于自己的正义的百鬼丸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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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问题发展出来的，便是全剧的第二组悲剧性冲突——多数人的利益与少数人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景光将百鬼丸献祭给鬼神，通过牺牲百鬼丸一人，带来了醍醐全国民众的安宁与富饶。百鬼丸杀死越多的鬼神来夺回自己的身体，就意味着醍醐国全国越进一步迈入灾难。就此而言，百鬼丸的个人利益与醍醐国大众的利益是零和的冲突关系。这是一个标准的电车难题：由于无法二者兼顾，我们被迫在两种利益之间决定孰重孰轻。百鬼丸选择的是自己，因此在离开醍醐国之后开始不遗余力地杀戮鬼神，不顾此举对他人带来的伤害（第15-17话）。他的弟弟多宝丸则选择了醍醐国民众，抛弃了早先纠缠着他的兄弟情与救命恩，积极地捕猎百鬼丸（第10-12话）。两个人的冲突，是这一悲剧性冲突的具象化。
不过，这第二组悲剧性冲突实际并不是很有意思。本剧的立场很明显：利益冲突的双方，可能没有一方在道义上是真正无辜的。第14-15话，鲭目用孤儿喂养鬼神换取丰饶，其国民不但视而不见、甚至伙同其中——这是醍醐国的微缩与极端版。结局实际是各打五十大板：一方面，鲭目及其国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作恶，即使他们人数再多，最后都活该自相残杀。另一方面，百鬼丸为自己的利益而无视自己屠戮鬼神对其他人的利益造成的损害，即使其他人再罪恶、人数再少，也无法让他获得道德制高点。第16和18话中的那个养鲨鱼的男子之于百鬼丸，正如鲭目之于景光：只在乎自己的鲨鱼的死活与痛苦，却完全无视被鲨鱼吃掉的人的死活与痛苦。在这方面，甚至在景光与百鬼丸之间，都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景光牺牲百鬼丸，不仅仅为了国家的和平与富饶，也为了*自己*的野心；百鬼丸斩杀鬼神，不仅仅为了反抗不公，也为了夺回*自己*的躯体（这在第20-22话中展现得最为明确）。他们都有着自私的一面。《多罗罗》将对动机的评判置于对后果/利益的考量之上、将对“对错（right/wrong）”的评判置于对“好坏（good/bad）”的考量之上，这些不仅仅否定了边沁式功利主义，还否定了整个后果主义传统。
虽说如此，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剧情发展过半时，出现了多罗罗背后的宝藏地图这一“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式的剧情设计——结果，最后的指向似乎是：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利益冲突，归根结底要靠财富来解决（如琵琶丸向多罗罗暗示的那样，第13话）。这与其是在解决利益冲突，不如说是在规避利益冲突：当我们在谈大家该怎么分一张饼时，你来告诉大家：为何不一人一张饼？当然，我们可以说，正因为这是个十分突兀的“解决”冲突的方式，它才需要十分突兀地登场，因此，藏宝图恰恰必须是个“机械降神”。这样一来，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一组冲突的悲剧性，就得到了确认：除非靠天赐，否则没有解决方法。不过，编剧似乎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以僵局告终。在第23话，多罗罗、醍醐村民、与夫人之间的对话，既确认了这一冲突是无法在现有框架下解决的，又试图指出另一种对这一冲突的处理方式，即：通过民众的独立、而非对武士的依赖，来消弭冲突。这个新提议，在第24话（最终话）中便与藏宝图结合了起来：通过利用这一笔财富，民众得以实现独立。不得不说，这是个令人大失所望的提议。一个原因在于，这个答案与之前的剧情产生了强烈的矛盾：虽然琵琶丸和多罗罗最后的对话的一个明显用意在于表明上述这一提议是新颖的，但是，从对武士的依赖中独立出来，这正是多罗罗父亲的计划，而鼬的背叛本来就已为这一计划执行了死刑（第9话）。第24话未能对多罗罗父亲的失败加以反思，而是依样画葫芦，令人很难不怀疑，醍醐村民们将会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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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对利益冲突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态度，带来的是第三组（也是本应更有意思的一组）悲剧性冲突：假定景光与百鬼丸都没有自私的动机，那么上述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就变成了两种正义之间的冲突：正义究竟是由国家规定的、继而限定在一个国家之中的，还是超越国家的？如果是前者，那么百鬼丸就失去了挑战景光的正当性，因为那意味着正义是由景光及醍醐国国民来决定的，国界之外无所谓正义。百鬼丸对景光的挑战，归根结底就将只是利益冲突而已。如果是后者，那么，在乱世之中，国家的存在便是对正义的阻碍，结果景光的统治便失去了正当性：景光仅仅满足于一国内部的和平与富饶，并未试图终结乱世，这就使得醍醐国的和平与富饶本身成为了不正义——毕竟，寄生虫的繁衍，是对整个躯体的损害。困境在于，我们无法彻底拒绝上述两种正义中的任何一种。我们既认为百鬼丸有着正当的理由通过破坏醍醐国来为自己夺回正义，又认为景光有着正当的理由通过阻止百鬼丸来维持醍醐国内的正义。这就变成了安提戈涅式的悲剧。
但可惜，《多罗罗》并没有真正将这一安提戈涅式悲剧的潜质发展开来。两种正义间的冲突，先被简化成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并最终被简化成了一种类似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这等于又向上述第二种悲剧性冲突的方向倒退了一步。这一倒退的好处在于，它可以更好地将第一与第二种冲突结合起来，从而为第二种冲突寻求一个建设性而非批判性或规避性的解决之道。第一种冲突，突出了个人“幸福”的暧昧性。而既然个人“幸福”是暧昧的，那么个人“利益”就也是暧昧的。因此，作为个体的百鬼丸，应该维护的是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所理应拥有的权利，而不应在乎对自身权利的维护是否会为自己带来利益。恰恰是对利益的考量，使得自己的动机遭到了污染，从而把自己拉到了与国家利益同等的位置，结果失去了自己所能主张的道义——如第二种冲突所示。
可这样一来，第三种冲突的悲剧性就被冲淡了。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百鬼丸的正义主张与景光的权力之间的冲突，不再是悲剧、而仅仅是悲惨而已——因为不论这个冲突看似多么惨烈，最终的解决方式都是早早就已确定的：一方面，百鬼丸是对的，只要他能学会从对自身最狭隘的利益得失的考量中超脱出来（或者说，只要他能意识到，肉体的健全不能以牺牲灵魂的健全为代价）。在第17话与寿海重逢后，百鬼丸也确实逐渐（虽然很曲折地）开始了这一转变，并在第24话中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但编剧在这里处理得非常差，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百鬼丸突然就决定放下屠刀了）。另一方面，景光是错的，他跨越了个人权利这条道德红线，从而使得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在根本上失去了道德基础，即使他看起来为更多的人带来了利益。因此，第24话中百鬼丸对多宝丸的胜利与百鬼丸对景光的“宽恕”（即一种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容忍），便是丝毫不足为奇的结局（虽然我不太能理解编剧把寿海也一块弄死的用意何在）。
就此而言，《多罗罗》无非还是在为当代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背书罢了，冲击力虽大，但创造力不足。在这个话题上，《Legal High》第二季的最后几话要比《多罗罗》明确且布局精心了很多。有些观众以为《Legal High》第二季的冲突在于庸众与真相之间，但没有比这错得更离谱的理解了。古美门律师不在乎真相；他在乎的是，当我们无法确知真相时，始终坚守权利这一个体在法治社会中最后的保护伞——即便在某些个案中放弃坚守权利看似是受害者、社会、乃至被告都想要得到的美好结局（如羽生律师试图实现的那样）。
但就算如此，从思想上讲，和大多数番剧比，《多罗罗》也高出了不止一点半点。更何况，在没有法治的社会里、在不承认权利的神圣性的社会里，多一部《多罗罗》，总要好过少一部《多罗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