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駿的內心世界

得益於《千與千尋》大陸公映，有機會在大銀幕上走進宮崎駿的世界。

劇情上看，千尋一家意外進入了一個神靈世界，千尋在歷經磨難和考驗後終於得以解脫，與家人重聚，作者通過影片尾聲中錢婆婆送給千尋的頭繩來提醒觀眾千尋的歷險並非一個夢，而是實實在在發生的。

一方面，小觀眾通過追隨千尋的視角，經歷變故，父母陷入危險，而自己也與神靈的世界格格不入，幸得幾位與自己同病相憐好心人的幫助，因為大家都想拜託湯婆婆的控制，無論在哪裡總是有好人存在；即使是孩子，即使是面對神靈或是鬼怪，都要禮貌待人；無論身處哪個世界，不努力工作都會不被社會所容，沉淪便會墮落；千尋在湯屋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正是社會的真實寫照，盡力伺候別人視如敝屣的腐爛神後得到對方的誠摯回贈；原本天真無邪的無臉男，在染上人類的利慾之氣後變的不可控制；白龍承載著劇情的推進，白龍也是另一個千尋；湯婆婆和錢婆婆對比的強烈反差以及錢婆婆和白龍幫助千尋回到現實世界也印證了宮崎駿理想主義的核心手法。

宮崎駿對孩子們有著很高的期待，希望孩子們能像千尋一樣，面對生活充滿希望，勇於克服困難，內心變的強大。

另一方面，影片誕生前日本經歷了極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影片開頭對此便有所體現，千尋爸爸對自己的高檔汽車頗為自信，後來指出這群房子是開發爛尾的產物，見了食物不由分說先吃為敬，反正有信用卡來買單。千尋父母偷吃食物、湯屋客人肥頭大耳的形象、湯屋工作人員的趨炎附勢等等無一不在影射這個社會的浮誇，當然這也是現實。嬰兒角色體現了人們不願面對現實的社會現象。另外作者想表達的人類對於社會的破壞也通過河神吐出的大量垃圾而昭然若揭，而人心變壞與社會的錘鍊不無干系。

宮崎駿通過這部作品，希望他的國人在生活與工作方面能寬厚待人，面對現實，腳踏實地，勤勉付出。

我們不需要做無臉男，也不需要做宮崎駿，就做千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