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一個偽知識社會學的解讀

宗教、社會與自由：當調查兵團翻過瑪利亞之牆。

文章的太長，那就把結尾當作序吧

最後，<進擊>或許也是沒有結局的，如果真的還有什麼值得被希望的，或許只能是我們這些活生生的人在信仰的廢墟中重新建構的人類之光：不是說因為真理是暫時的就陷入了世界不可知的虛無，相反，正是由於知識是不斷地被質疑、更新，人類才可以擺脫被只有一種作為結構的知識操控的牢籠。

有些話不吐不快

對史詩的理解，似乎不可能存在所謂“究極”、“真正”或者此類試圖壟斷其他人理解的“真理”。知乎高贊回答：《豆瓣9.6，這部神作你真的看懂了麼？—<xxx巨人>終極解讀》廣泛地從各個角度嘗試對這部作品進行解析，不可否認地，其中的很多延展都是十分有意義的。然而，這個回答的題目似乎迎面與<進擊>發出的疑問相沖，因為它似乎暗示了“真的看懂”來自於其“終極解讀”。這種排他性的表述方式，就正如片中那些在牆內教授歷史的老師以及在海對面的馬萊國灌輸其子民的歷史一樣，是一種用意識形態取代能被證偽的知識的鴉片。

那麼，<進擊>描述的人們對待知識和信仰的擔憂是什麼？沿著這個問題，知識作為一種社會構建的角度似乎是嘗試撥開一些迷霧的路徑。

拜高牆以為神

以城牆展開的似乎有兩個宗教。

第一個是作為表象的城牆教（引自進擊wiki）。城牆教的興起（不是產生）首先是由於人們的恐懼。人們希望構建一個超我的實體，並試圖賦予其超人的力量來抵擋自己無力感的來源即巨人，正如“它（宗教）反映著實在的社會的各種面向，甚至它的最卑劣最令人厭惡的面向。”(Durkheim,1960:;1995:;1992:477，轉引自孫中興，2014：47)。進一步說，對巨人的恐懼是一種在其防禦落後的物質條件下（並非最重要的）、在牆裡的王渲染下以及人們在瑪麗亞之牆被破之時最直接的死亡體驗而形成的，從而這種求得生命安全的慾望便被激發。恐懼的土壤所以是城牆教興起的溫床。

由此，城牆教各種所謂神聖的觀念、實體被進一步地構建，通過與世俗的觀念、事物分離，形成一種知識的壟斷：“任何混淆，甚至接觸都會褻瀆神聖”(Durkheim, 1974：70；2002：76，轉引自孫中興，2014：63)，比如劇中的“附有3道牆徽章的項鍊”（通過配有神聖事物而區分人們的聖或俗）、“主張牆的不可侵犯與保存”、“反對牆上的強化工程”（引自進擊wiki）。所以，看似矛盾的一個現象，即為什麼城牆被巨人破壞了，但信徒不降反增就可以被解釋了：兵團們和防禦工事的褻瀆使得其神性降低，從而導致了被破壞。宗教總是試圖用理智的語言來轉述現實（涂爾干，1999：592），在與恐懼的互動中，外顯宗教作為來源的並且“能解釋現實”的知識顯得如此的自然和牢固，所以“正是人類自己親手創造了神祕的觀念” (Durkheim,1960:;1995:;1992:30，轉引自孫中興，2014：44)反過來束縛了人類獲取知識的可能性。

另一個，則是更為隱祕的宗教，它是以“構建”的歷史作為合法性來源的統治階層。通過壟斷對歷史的書寫，從而使得民眾確信“淵源悠久的傳統之神聖性”(韋伯，1996：7，轉引自孫中興，2014：6)。劇中，統治階層似乎是掌握真相的一群人，“形同一個僵固的階級制度 ，並且獨佔了傳道、教導，以及詮釋世界的權力” (Mannheim, 1936: 10-11，轉引自孫中興，2018：19)，所以當他們掌握了話語的合法性、掌握了宣傳的機器、進一步地藉由歷史敘述將其統治與神聖的城牆連結，它便可以神聖地、不可褻瀆地輸出知識，它以“歷史”的面貌呈現在課堂上，一百多年來向世界觀尚未成熟的兒童們娓娓道來。作為宗教的統治由此被建立：王和政權作為不可褻瀆的象徵、牆作為聖物、歷史作為信仰的輸出，“把所有對之贊同的人團結在一個叫做‘教會’的道德社群內” (Durkheim,1960:;1995:;1992:30，轉引自孫中興，2014：49)，只不過這裡的“教會”是人們生活的艾爾迪亞帝國罷了，大多數人從來不會懷疑作為知識的歷史，因為它看起來是無比的合理，甚至有一點異議便會被各種理由所打壓，比如學會感恩城牆和王更顯得你才是一個“正常人”：一個處於正態分佈中間的大多數。

然而總有一個哥白尼在宗教社會裡顯得突兀：艾爾文·史密斯。調查兵團的時代或許就開始在他少年時一次課堂的提問：人類在逃進牆壁之前的歷史是什麼？（進擊的巨人55話，第11頁）

哥白尼、麥哲倫與調查兵團

看起來，歷史上思想自由的時期都是短暫的，最終都會迴歸到只有一種知識作為社會的主流，有意或無意地排除其他可能變為主流的知識。在劇中，調查兵團一開始是反主流的，是被話語批判的一方，直接的是因為調查兵團每次被迎接的時候都是傷痕累累，而且其死亡率在剩餘兩個兵團裡是最高的（引自進擊wiki）。相比較而言，憲兵團並不能算作是尸位素餐，因為只有應屆前十名的練習生才可以榮幸地成為體制內的最穩定、安全而且前途最好的憲兵團團員。只有憲兵團這種穩定的職業，才是大家嚮往的“主流”。

即便如此，調查兵團是這麼一類人，正如歷史上的哥白尼和麥哲倫，死在火下或死在陌土。他們當初做出進入最危險兵團的選擇源於一種樸素的感情：對未知的嚮往，並在人與人的互動、相互聯繫中成為具體的實踐。（然而這裡的互動顯然是有一個力量推動：男主，在後文會具體分析男主艾倫的角色）從而，調查兵團對未知的態度，似乎決定了他們對知識的態度是遞進的，知識是可以被否定而不是知識作為一種真理。

相對於知識的壓迫來說，他們是革命的。他們得知了自己所在世界的知識是構建在一套謊言的歷史上時，他們選擇聯合社會的各個階層（士農工商）聯合起來對抗封建專制的王政（知乎：如何理清<進擊>的全故事線，作者：一個帥氣的混子）。此時，兵團的角色可以用以下的話進行描述：“共產主義對我們說來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馬克思和恩格斯，1972，第一卷：40，轉引自孫中興，2018：63)，換句話說，兵團並不是以某種固化的意識形態而形成的新統治階層，而是一種運動著的觀念，從而不會引向一種所謂的“理想”而形成新的壓迫。

最後，幾乎是踏著調查兵團全部人的血以及埃爾文的心臟，調查兵團和人們終於知道了，其實我們一直恐懼的對象，恰恰就是我們自己本身；屠戮我們的以及我們懷著復仇的心態屠戮的巨人，與我們一樣，或許是你的鄰居、你的至親。我們都可能成為巨人。

英雄、崇拜與宗教

然而，知識共存的年代往往結束在力量的失衡。

“牆另一邊……”“是大海。海的另一邊是自由。但是我錯了，大海的另一邊是敵人。”

艾倫的這句話似乎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因為此時此刻的他不僅擁有巨人之力，更重要的，塑造一個英雄“是服從卡理斯瑪支配的人，例如“皈依者”，他們是如何真誠地看待具有這些特質的領袖人物”(Weber, 1972: 140; 1968: 241;韋伯，1996：61-62，轉引自孫中興，2014：12)，由於艾倫用巨人之力成功封住了瑪利亞之牆，使人們得以回到故土、通過似乎部分地擁有了始祖之力，形成了類似先知的角色，而“權力正當性的唯一基礎是個人的卡理斯瑪，有要其存在受到證實”(韋伯，1996：65-66，轉引自孫中興，2014：18)，所以人們對調查軍團，更具體地說，無論是調查兵團還是人們，都對艾倫產生了一種崇拜。

至此，新的圭臬似乎有被朝奉的傾向。這實際上是恐怖的，因為英雄的話語力量是極大的：“人民將承認卡理斯瑪的真實性及聽從其召命而行動，當成是自己的職責”(韋伯，1996：63，轉引自孫中興，2014：14)，艾倫由此是一種特殊的革命力量，不因作為調查兵團而被賦能，而是個人的能力，他可以是破壞性的抑或是建設性的。然而，當艾倫做出海的對面是敵人的判斷的時候，一種英雄式並夾雜著先知預言意味的真理判斷，似乎成為了縈繞在島內人民新的知識形態。恐怖的地方就在於，他似乎把行動引向了更殘酷的戰爭，而人們將他的話奉為圭臬，將他的行動視為效仿的標準，一種同樣是激情的狀態使得人們在這場狂歡中無法自拔，這種激情狀態下的互動更像是一種儀式，從而“註定要激發、維持或者重新創造群體中的某種心理狀態”(Durkheim, 1960: 13-14; 1995: 9; 1992: 9-10，轉引自孫中興，2014：39)，戰爭是這種心理狀態的最高潮。

結語

當調查兵團翻過瑪利亞之牆後，人們是不是就自由了。

歷史似乎總是在循環。人們在遇到生命威脅的時候總是需要一個英雄為他們指明該走哪條路，換句話說，當人們不僅想不到更好的出路而且沒有英雄般的才能的時候，正是人們這種因無力感、危險感而形成的對精英的廣泛認可（民粹和精英不是對立，而是互構。而英雄只是精英中最典型也是最不典型的代表而已），造就了知識的壟斷。

而人們在日常的時候，卻似乎忘了思考周遭以及其自身知識的合理性，當時英雄或精英的話語成為信條，然後在日常與相同階層的人互動的時候，在接受的教育、汲取“合法”出版的書籍的時候，使得信條變成了真理。是真理的怎麼可以被質疑呢？在這期間也不乏質疑權威者，然而，最有可能產生質疑精神的動亂時期，卻短暫地結束在英雄的崇拜下，開始了新一輪的循環。

人的本質是勞動，只不過這種勞動看似在動態地進步，然而統治他們思想的循環沒有變，結果似乎就是在靜止的動態下自我欺騙。因為會“自由地選擇相信什麼”的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不巧的是，社會恰恰是宗教的源頭(Durkheim,1960:;1995:;1992:477，轉引自孫中興，2014：46)，而社會作為一種精密的宗教能夠構建你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