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11集恍然大悟，发现帝人和dollars的故事跟中国革命极为相似。这部群像剧的线索非常之多，这也算是一个解读角度：少年帝人的革命史。
dollars的透明性决定了它与其他独色帮质的区别：它的目的只在于其自身的组织结构，亦即保证每个人的自由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帝人建立dollars首先体现了少年朴素的善念，但当他在dollars的初次集会上发现这一理念的巨大感召力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以及在这一理念下动员群众、展开行动的可能性。于是革命开始了。
在帝人看来dollars应该是一个在自由平等的精神下彼此相助的组织，组织初期的活动做的也就是这样的事情，“打倒列强除军阀”，比如矢雾制药事件。但随着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队伍，帝人认识到开展“肃反”的必要，于是利用蓝色平方的余党清除那些干坏事的人。但蓝色平方本身就是个军阀势力，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组织，不一定认同领袖的政治主张。帝人虽然认识到“党指挥枪”的必要性，却没有建立起一支忠于领袖、政治过硬、行动有力的党卫军的现实条件，还是只能选择与青叶做交易，并通过圆珠笔确立领袖的权威。
但问题在于，领袖的卡里斯马虽然可以保证革命的暂时成功，但如果缺乏对革命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革命队伍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分化蜕变、不断体制化，最后重新沦为军阀组织的危险。这就是所谓“革命的第二天”的困境。在一个革命党建立之后，如何确保组织的革命性？在革命取得暂时成功之后，如何对革命实践施加长期而有效的管理？如果缺乏足够的理念支撑（毛泽东的理想：六亿神州尽舜尧），那就只能重新采取反自由、非平等的暴力途径。实际上，自从初次集会之后，帝人领袖就一直是在处理党的内部问题。在这些斗争中浸透着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学，dollars初期自由平等的理念荡然无存，这提示了dollars革命的注定失败。
最后帝人发现“走资派”无处不在，青叶等人各怀鬼胎，外部势力（粟楠会等）对革命队伍进行渗透，dollars的组织已经与其他独色帮、黑社会没有本质区别。这使他采取了自我否定的行动——自杀。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死和dollars的解散来让dollars的理念永存，成为“都市传说”，进而获得不朽的生命。这正是一次“文革”——通过激烈的自我否定来抗拒体制化，更新革命的力量。毛泽东正是对体制化的命运感到绝望，才主张“不断革命”的。但帝人忘了，即使他成为都市传说，被记忆的也不会是他的理想，而仅仅是圆珠笔和手枪而已。或许他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在转变过程中，他的权力欲望已经高度膨胀了。
总之，dollars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只有组织工作，却忽视了政治教育，使得dollars的理念无法得到贯彻，革命无法获得持续的动力。这同样是中国革命的问题：虽然在1930年前后的苏区和1949年之后的共和国，都保持着政治教育的意识（苏区教科书；武训传批判），但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庸俗的政治斗争所压倒。或许这正是一切革命的悖谬之处。
阿兰·巴丢说过，革命有三种失败的方式。第一种是被敌人击败（巴黎公社），第二种是打败敌人之后自己却变成了敌人（苏联，“堕落工人国家”），第三种则是为了避免落入前两种的命运，而投身于永恒的自我解构（文革）。第三种是最富悲剧意义的失败，是真正的失败。DRRR所刻画的正是这第三种失败。用原话来讲，就是“非日常”堕落为“日常”。
但如果把dollars视作一次革命的话，那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日常”是什么？如果“日常”就是普通人最普通的生活，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接受这个世界的秩序，默许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如意、不公正，并且自己也充当一个沉默的帮凶。这就是为何我们向往“非日常”，因为厌倦了世俗的干枯和黑暗。但“非日常”何以可能？在对世俗生活强烈的否定之后，如何建立起新的肯定而不落入虚空之中？所以，非日常的实现又意味着将其再次日常化。这个进程的终点就是乌托邦，它不可思议，无法言说，但却真实存在——就像赛尔提那团谜一般的黑雾一样。
事实上，也只有赛尔提才真正是都市传说；她既是乌托邦本身，又是我们对乌托邦的追求。
dollars的透明性决定了它与其他独色帮质的区别：它的目的只在于其自身的组织结构，亦即保证每个人的自由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帝人建立dollars首先体现了少年朴素的善念，但当他在dollars的初次集会上发现这一理念的巨大感召力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以及在这一理念下动员群众、展开行动的可能性。于是革命开始了。
在帝人看来dollars应该是一个在自由平等的精神下彼此相助的组织，组织初期的活动做的也就是这样的事情，“打倒列强除军阀”，比如矢雾制药事件。但随着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队伍，帝人认识到开展“肃反”的必要，于是利用蓝色平方的余党清除那些干坏事的人。但蓝色平方本身就是个军阀势力，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组织，不一定认同领袖的政治主张。帝人虽然认识到“党指挥枪”的必要性，却没有建立起一支忠于领袖、政治过硬、行动有力的党卫军的现实条件，还是只能选择与青叶做交易，并通过圆珠笔确立领袖的权威。
但问题在于，领袖的卡里斯马虽然可以保证革命的暂时成功，但如果缺乏对革命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革命队伍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分化蜕变、不断体制化，最后重新沦为军阀组织的危险。这就是所谓“革命的第二天”的困境。在一个革命党建立之后，如何确保组织的革命性？在革命取得暂时成功之后，如何对革命实践施加长期而有效的管理？如果缺乏足够的理念支撑（毛泽东的理想：六亿神州尽舜尧），那就只能重新采取反自由、非平等的暴力途径。实际上，自从初次集会之后，帝人领袖就一直是在处理党的内部问题。在这些斗争中浸透着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学，dollars初期自由平等的理念荡然无存，这提示了dollars革命的注定失败。
最后帝人发现“走资派”无处不在，青叶等人各怀鬼胎，外部势力（粟楠会等）对革命队伍进行渗透，dollars的组织已经与其他独色帮、黑社会没有本质区别。这使他采取了自我否定的行动——自杀。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死和dollars的解散来让dollars的理念永存，成为“都市传说”，进而获得不朽的生命。这正是一次“文革”——通过激烈的自我否定来抗拒体制化，更新革命的力量。毛泽东正是对体制化的命运感到绝望，才主张“不断革命”的。但帝人忘了，即使他成为都市传说，被记忆的也不会是他的理想，而仅仅是圆珠笔和手枪而已。或许他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在转变过程中，他的权力欲望已经高度膨胀了。
总之，dollars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只有组织工作，却忽视了政治教育，使得dollars的理念无法得到贯彻，革命无法获得持续的动力。这同样是中国革命的问题：虽然在1930年前后的苏区和1949年之后的共和国，都保持着政治教育的意识（苏区教科书；武训传批判），但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庸俗的政治斗争所压倒。或许这正是一切革命的悖谬之处。
阿兰·巴丢说过，革命有三种失败的方式。第一种是被敌人击败（巴黎公社），第二种是打败敌人之后自己却变成了敌人（苏联，“堕落工人国家”），第三种则是为了避免落入前两种的命运，而投身于永恒的自我解构（文革）。第三种是最富悲剧意义的失败，是真正的失败。DRRR所刻画的正是这第三种失败。用原话来讲，就是“非日常”堕落为“日常”。
但如果把dollars视作一次革命的话，那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日常”是什么？如果“日常”就是普通人最普通的生活，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接受这个世界的秩序，默许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如意、不公正，并且自己也充当一个沉默的帮凶。这就是为何我们向往“非日常”，因为厌倦了世俗的干枯和黑暗。但“非日常”何以可能？在对世俗生活强烈的否定之后，如何建立起新的肯定而不落入虚空之中？所以，非日常的实现又意味着将其再次日常化。这个进程的终点就是乌托邦，它不可思议，无法言说，但却真实存在——就像赛尔提那团谜一般的黑雾一样。
事实上，也只有赛尔提才真正是都市传说；她既是乌托邦本身，又是我们对乌托邦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