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11集恍然大悟，發現帝人和dollars的故事跟中國革命極為相似。這部群像劇的線索非常之多，這也算是一個解讀角度：少年帝人的革命史。
dollars的透明性決定了它與其他獨色幫質的區別：它的目的只在於其自身的組織結構，亦即保證每個人的自由與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帝人建立dollars首先體現了少年樸素的善念，但當他在dollars的初次集會上發現這一理念的巨大感召力的時候，他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以及在這一理念下動員群眾、展開行動的可能性。於是革命開始了。
在帝人看來dollars應該是一個在自由平等的精神下彼此相助的組織，組織初期的活動做的也就是這樣的事情，“打倒列強除軍閥”，比如矢霧製藥事件。但隨著投機分子混入革命隊伍，帝人認識到開展“肅反”的必要，於是利用藍色平方的餘黨清除那些幹壞事的人。但藍色平方本身就是個軍閥勢力，他們有自己獨立的組織，不一定認同領袖的政治主張。帝人雖然認識到“黨指揮槍”的必要性，卻沒有建立起一支忠於領袖、政治過硬、行動有力的黨衛軍的現實條件，還是隻能選擇與青葉做交易，並通過圓珠筆確立領袖的權威。
但問題在於，領袖的卡里斯馬雖然可以保證革命的暫時成功，但如果缺乏對革命隊伍的思想政治教育，革命隊伍就不可避免地面臨分化蛻變、不斷體制化，最後重新淪為軍閥組織的危險。這就是所謂“革命的第二天”的困境。在一個革命黨建立之後，如何確保組織的革命性？在革命取得暫時成功之後，如何對革命實踐施加長期而有效的管理？如果缺乏足夠的理念支撐（毛澤東的理想：六億神州盡舜堯），那就只能重新採取反自由、非平等的暴力途徑。實際上，自從初次集會之後，帝人領袖就一直是在處理黨的內部問題。在這些鬥爭中浸透著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學，dollars初期自由平等的理念蕩然無存，這提示了dollars革命的註定失敗。
最後帝人發現“走資派”無處不在，青葉等人各懷鬼胎，外部勢力（粟楠會等）對革命隊伍進行滲透，dollars的組織已經與其他獨色幫、黑社會沒有本質區別。這使他採取了自我否定的行動——自殺。他希望通過自己的死和dollars的解散來讓dollars的理念永存，成為“都市傳說”，進而獲得不朽的生命。這正是一次“文革”——通過激烈的自我否定來抗拒體制化，更新革命的力量。毛澤東正是對體制化的命運感到絕望，才主張“不斷革命”的。但帝人忘了，即使他成為都市傳說，被記憶的也不會是他的理想，而僅僅是圓珠筆和手槍而已。或許他並非沒有看到這一點，只是在轉變過程中，他的權力慾望已經高度膨脹了。
總之，dollars革命失敗的根源在於只有組織工作，卻忽視了政治教育，使得dollars的理念無法得到貫徹，革命無法獲得持續的動力。這同樣是中國革命的問題：雖然在1930年前後的蘇區和1949年之後的共和國，都保持著政治教育的意識（蘇區教科書；武訓傳批判），但還是不可避免地被庸俗的政治鬥爭所壓倒。或許這正是一切革命的悖謬之處。
阿蘭·巴丟說過，革命有三種失敗的方式。第一種是被敵人擊敗（巴黎公社），第二種是打敗敵人之後自己卻變成了敵人（蘇聯，“墮落工人國家”），第三種則是為了避免落入前兩種的命運，而投身於永恆的自我解構（文革）。第三種是最富悲劇意義的失敗，是真正的失敗。DRRR所刻畫的正是這第三種失敗。用原話來講，就是“非日常”墮落為“日常”。
但如果把dollars視作一次革命的話，那我們需要思考的就是：“日常”是什麼？如果“日常”就是普通人最普通的生活，那麼這也就意味著接受這個世界的秩序，默許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不如意、不公正，並且自己也充當一個沉默的幫凶。這就是為何我們嚮往“非日常”，因為厭倦了世俗的乾枯和黑暗。但“非日常”何以可能？在對世俗生活強烈的否定之後，如何建立起新的肯定而不落入虛空之中？所以，非日常的實現又意味著將其再次日常化。這個進程的終點就是烏托邦，它不可思議，無法言說，但卻真實存在——就像賽爾提那團謎一般的黑霧一樣。
事實上，也只有賽爾提才真正是都市傳說；她既是烏托邦本身，又是我們對烏托邦的追求。
dollars的透明性決定了它與其他獨色幫質的區別：它的目的只在於其自身的組織結構，亦即保證每個人的自由與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帝人建立dollars首先體現了少年樸素的善念，但當他在dollars的初次集會上發現這一理念的巨大感召力的時候，他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以及在這一理念下動員群眾、展開行動的可能性。於是革命開始了。
在帝人看來dollars應該是一個在自由平等的精神下彼此相助的組織，組織初期的活動做的也就是這樣的事情，“打倒列強除軍閥”，比如矢霧製藥事件。但隨著投機分子混入革命隊伍，帝人認識到開展“肅反”的必要，於是利用藍色平方的餘黨清除那些幹壞事的人。但藍色平方本身就是個軍閥勢力，他們有自己獨立的組織，不一定認同領袖的政治主張。帝人雖然認識到“黨指揮槍”的必要性，卻沒有建立起一支忠於領袖、政治過硬、行動有力的黨衛軍的現實條件，還是隻能選擇與青葉做交易，並通過圓珠筆確立領袖的權威。
但問題在於，領袖的卡里斯馬雖然可以保證革命的暫時成功，但如果缺乏對革命隊伍的思想政治教育，革命隊伍就不可避免地面臨分化蛻變、不斷體制化，最後重新淪為軍閥組織的危險。這就是所謂“革命的第二天”的困境。在一個革命黨建立之後，如何確保組織的革命性？在革命取得暫時成功之後，如何對革命實踐施加長期而有效的管理？如果缺乏足夠的理念支撐（毛澤東的理想：六億神州盡舜堯），那就只能重新採取反自由、非平等的暴力途徑。實際上，自從初次集會之後，帝人領袖就一直是在處理黨的內部問題。在這些鬥爭中浸透著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學，dollars初期自由平等的理念蕩然無存，這提示了dollars革命的註定失敗。
最後帝人發現“走資派”無處不在，青葉等人各懷鬼胎，外部勢力（粟楠會等）對革命隊伍進行滲透，dollars的組織已經與其他獨色幫、黑社會沒有本質區別。這使他採取了自我否定的行動——自殺。他希望通過自己的死和dollars的解散來讓dollars的理念永存，成為“都市傳說”，進而獲得不朽的生命。這正是一次“文革”——通過激烈的自我否定來抗拒體制化，更新革命的力量。毛澤東正是對體制化的命運感到絕望，才主張“不斷革命”的。但帝人忘了，即使他成為都市傳說，被記憶的也不會是他的理想，而僅僅是圓珠筆和手槍而已。或許他並非沒有看到這一點，只是在轉變過程中，他的權力慾望已經高度膨脹了。
總之，dollars革命失敗的根源在於只有組織工作，卻忽視了政治教育，使得dollars的理念無法得到貫徹，革命無法獲得持續的動力。這同樣是中國革命的問題：雖然在1930年前後的蘇區和1949年之後的共和國，都保持著政治教育的意識（蘇區教科書；武訓傳批判），但還是不可避免地被庸俗的政治鬥爭所壓倒。或許這正是一切革命的悖謬之處。
阿蘭·巴丟說過，革命有三種失敗的方式。第一種是被敵人擊敗（巴黎公社），第二種是打敗敵人之後自己卻變成了敵人（蘇聯，“墮落工人國家”），第三種則是為了避免落入前兩種的命運，而投身於永恆的自我解構（文革）。第三種是最富悲劇意義的失敗，是真正的失敗。DRRR所刻畫的正是這第三種失敗。用原話來講，就是“非日常”墮落為“日常”。
但如果把dollars視作一次革命的話，那我們需要思考的就是：“日常”是什麼？如果“日常”就是普通人最普通的生活，那麼這也就意味著接受這個世界的秩序，默許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不如意、不公正，並且自己也充當一個沉默的幫凶。這就是為何我們嚮往“非日常”，因為厭倦了世俗的乾枯和黑暗。但“非日常”何以可能？在對世俗生活強烈的否定之後，如何建立起新的肯定而不落入虛空之中？所以，非日常的實現又意味著將其再次日常化。這個進程的終點就是烏托邦，它不可思議，無法言說，但卻真實存在——就像賽爾提那團謎一般的黑霧一樣。
事實上，也只有賽爾提才真正是都市傳說；她既是烏托邦本身，又是我們對烏托邦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