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是怎样炼成的？
01. 荒诞之后，是更加荒诞
《Monster》的故事，开始于一场觉醒与反抗。
被誉为“天才脑外科医师”的日本人天马贤三，早年远赴西德求学，后来成为了杜塞尔多夫的艾斯勒纪念医院的一名医生。
生性正直的天马，一直信奉“人的性命是平等的”这条原则。但是在某次任务中，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院长利用，间接导致一条无辜生命逝去。得知真相之后，他除了非常失望，更多是说不出的愤怒。
没想到天意弄人，相似的情景竟然再度上演。某天夜里，有一名脑部中枪的小孩，还有脑血栓昏倒的市长先后入院。本来天马已经正在为小孩进行手术，但是院长出于利益和名声的考量，命令天马立即去救治后来才送院的市长，将小孩的手术移交他人。
这一次，天马决定违抗院长的命令，作出了忠于本心，同时也是符合职业操守的选择——继续完成小孩的手术。最终，小孩被天马成功救活，而市长却不幸离世。
加缪在《反抗者》中写道：“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反抗者，从该词词源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在主人的鞭笞下昂然行进，进行反抗，以自己所赞成的一切对抗自己不赞同的一切。”
然而，没有人天生就注定是反抗者。人之所以萌生反抗的念头，乃是因为在某个时刻，他突然清醒意识到荒诞的真实存在。人们所想要反抗的对象，实际上是荒诞。
那么，何谓“荒诞”？——加缪在《荒诞推理》一文当中，提出了两个振聋发聩的观点。其一，“荒诞产生于人类呼唤和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其二，“使荒诞人觉醒的道理，就是荒诞，就是抱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人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分离”。
简言之，荒诞就是不合理，是主客体之间的不协调。
回到《Monster》的故事当中，天马所反抗的对象，实质是院长一直以来对他的无理压榨和人格侮辱，以及作为医者将名利置于人命之上的扭曲观念——这些极其荒诞的存在。
但是，就如大多数存在主义式的孤胆英雄那样，反抗的结果往往不是胜利，而是落得“自作自受”的下场。自从那场手术之后，天马瞬间“跌下神坛”，不仅被院长撤走了重要职务，还得遭受同事们的白眼与指责，甚至连女友（院长的女儿）艾娃都离他而去。
荒诞的事情仍在继续发生，就好像西西弗手中推的那块巨石，从来没有停止过滚动。就在天马决定远离医院的权力斗争，潜心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的时候，院长却离奇暴毙。直至九年之后，当真相浮出水面，他错愕不已。
原来，凶手就是当年天马义无反顾，赌上前途去救治的那个小孩——约翰。在过去的九年间，约翰还犯下了多宗命案，滥杀无辜。天马无论如何都不会料到，自己拯救了一只“怪物”。
与此同时，由于艾娃对天马怀恨在心，于是昧着良心诬蔑天马是杀死父亲的真凶，迫使他不得不踏上亡命天涯之路。
勇敢反抗荒诞的后果，竟是亲手制造了更大的荒诞。故事发展到这个阶段，才刚刚揭开了序幕而已……
02. 生命权：善恶的分歧点
善与恶，是贯穿《Monster》的一个核心命题。
古今中外，人们对善恶的讨论不计其数，但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一直众说纷纭，似乎很难得出统一的定义；由此所衍生出的“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问题，更是个争论不休的焦点。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扬善惩恶，是伦理学的永恒追求。
应该说，对善恶赋义不应该脱离具体的语境，将“善”或“恶”单独抽出来讨论，实际上也意义不大。换句话说，善或恶需要结合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彰显其意义。在《Monster》当中，善与恶之间的分歧对立，就围绕着天马跟约翰对“生命权”的相反态度展开。
天马的“善”，体现在对生命权的尊重与执着之上。
不得不说，医生这个职业身份的设定，可谓相当巧妙。作为一名医生，救人就是天职，至于所救的对象是怎样的人，不应该是他首要的考虑因素。按理说，道德或者法律层面的审判工作，确实也不该由一名医生负责定夺。
因此，尽管离开了医院的环境，但天马在逃亡的路上还是救治过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农妇、权贵、难民、黑帮、逃犯、杀手……在他眼中，无论面前的伤者是什么身份，都首先是一条生命，享有最基本的、平等的生命权。
对于天马而言，生命从来都没有值不值得救治的区别，区别只在于尽力之后能否成功救治而已。
与之相反，约翰的“恶”，就体现在对生命权的轻蔑和践踏之上。
约翰这个形象独特而矛盾的地方在于，虽然他内心潜藏着丑陋的“怪物”，但他的外在却闪耀着光辉和魅力。而且，他拥有超凡的领袖才能，极其善于蛊惑人心。大部分情况下，约翰犯罪都不需要明刀明枪，甚至无需亲自动手。他要么通过挑起其他人之间的矛盾，让他们自相残杀，达到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目的；要么是通过激发对方的恐惧，逐步攻破心理防线，让人陷入崩溃的状态，最终自行了断。
在约翰的眼里，大概除了妹妹安娜（妮娜），还有救过他一命的天马医生之外，其他生命统统只是被他“玩弄”的对象。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部分涉及约翰犯罪过程的情节中，作者通常会有意采用留白的手法，又或是借助第三方的复述进行部分还原。也许，这种叙事方式为约翰的形象保留了几分美学价值，但实际上无法完全遮盖他穷凶极恶的真实一面。
03. “怪物”从何而来？
诚然，在约翰那副清秀俊美的皮囊之下，实质是一只冷酷无情的“怪物”。但是，这只“怪物”难道是天生的吗？——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因为约翰自己也曾发出过“救救我！我身体里的怪物已经快爆炸了”的呐喊。可见，在约翰残忍地施害他人的同时，自己本身也是受害者，承受着某种不可名状的折磨。
那么，“怪物”到底从何而来？是谁创造了这样一只“怪物”出来？
约翰变成“怪物”的直接成因，源自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而这种创伤则是由于母亲在情感培育上的错位。
这要先从约翰与安娜的身世说起。在双胞胎兄妹还在母胎的时候，他们的父母遭受到迫害，结果父亲人间蒸发。后来，母亲在艰难的情况之下将他们生了下来。因此，母亲对迫害者一直怀恨在心，甚至放出狠话：“我肚子里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报仇。”
虽然作品中并没有继续深入展示，孩子们出生之后，有没有被刻意培养成报仇的“机器”，不过从一些蛛丝马迹当中不难推测，约翰应该自有意识以来，就不断被母亲灌输仇恨的意识；正是这种强烈的仇恨情绪，萌生了“怪物”的雏形。
至于让“怪物”开始壮大的导火线，是那个在约翰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我和妹妹之间，母亲到底选择了哪一个”的疑惑。约翰一直都想不明白，当年在那些秘密警察突击上门，要求母亲交出其中一个孩子跟他们去“做实验”的时候，母亲打从心底到底想交出哪一个，而留下哪一个。
然而，无论母亲的答案是什么，或者约翰自己猜想的答案又是什么——就在约翰对母亲的爱生发质疑的那一刻，以及在信任缺失之后所产生的那道情感裂痕当中，“怪物”就在不知不觉间乘虚而入，将约翰的灵魂逐步吞噬。
作品中有个值得玩味的细节，那就是假如抛开回忆的场景不计，其实双胞胎的母亲仅有过一次正面登场的时候，而她出场的这一章的标题，取名为“真正的怪物”。因此，有一种解读声音认为，这在暗示她才是故事中所指的“怪物”。
不过，正如刚才所提及，母亲在情感培育上的错位，只是让约翰变成“怪物”的直接原因。这也就意味着，背后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推动因素。
这个更深层次的成因，实质就是“极权主义”。——在此多插一句，《Monster》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德国与捷克，如果结合历史来看，应该是带有一定讽喻意义及批判意识在其中的。
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德文版前言当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去人格化，正是《Monster》里面一直在秘密进行着的“人性改造实验”，像“511孤儿院”、“玫瑰大屋”这些场所，都是培养“怪物”的根据地。约翰，就是在这场庞大而扭曲的人性实验当中，被极权体制成功地培养出来的“牺牲品”。
所谓的“怪物”，难道不就是一种跟“人”相互对立，丧失了人性的存在物吗？
04. 趋善是人的情感本能
《Monster》通过展示以天马为代表的“善”，跟以约翰为代表的“恶”之间的冲突，传达了一个思想：趋善是人的一种情感上的本能，而趋恶则是因为情感本能的失调。
假如套用存在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天马在掉进了让他无所适从的荒诞境地的时候，仍然能够坚守正义和良知，是因为他“选择”了走向善的一方。相反，约翰在面对同样的荒诞境况时却“选择”了投靠魔鬼。如此看来，两个人分道扬镳的关键点，在于他们的不同选择。
然而，人作出的每个“选择”都不是无凭无据的，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一种自我对他人和社会的共情能力。
正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正是因为具备跟外界共情的能力，往往才会作出倾向“善”的选择。反观约翰以及其他一部分反派人物，他们恰恰是因为在“人性改造实验”当中被褫夺了这种共情的能力，才会无意识地踏上了“恶”的道路。
在作品其中一章名为《第五匙砂糖》的小插曲里，有句对白令人记忆犹新：“要杀人是很简单的。只要忘掉砂糖的味道就可以了。”它所想要影射的道理，大概正是如此。
The End
本文首发在公众号「虚构与现实之间」，原标题《因为救了一个孩子，一名天才医生被迫亡命天涯》，此处略有删改，欢迎移步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