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是怎樣煉成的？
01. 荒誕之後，是更加荒誕
《Monster》的故事，開始於一場覺醒與反抗。
被譽為“天才腦外科醫師”的日本人天馬賢三，早年遠赴西德求學，後來成為了杜塞爾多夫的艾斯勒紀念醫院的一名醫生。
生性正直的天馬，一直信奉“人的性命是平等的”這條原則。但是在某次任務中，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院長利用，間接導致一條無辜生命逝去。得知真相之後，他除了非常失望，更多是說不出的憤怒。
沒想到天意弄人，相似的情景竟然再度上演。某天夜裡，有一名腦部中槍的小孩，還有腦血栓昏倒的市長先後入院。本來天馬已經正在為小孩進行手術，但是院長出於利益和名聲的考量，命令天馬立即去救治後來才送院的市長，將小孩的手術移交他人。
這一次，天馬決定違抗院長的命令，作出了忠於本心，同時也是符合職業操守的選擇——繼續完成小孩的手術。最終，小孩被天馬成功救活，而市長卻不幸離世。
加繆在《反抗者》中寫道：“何謂反抗者？一個說‘不’的人……反抗者，從該詞詞源的意義上來說，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在主人的鞭笞下昂然行進，進行反抗，以自己所贊成的一切對抗自己不贊同的一切。”
然而，沒有人天生就註定是反抗者。人之所以萌生反抗的念頭，乃是因為在某個時刻，他突然清醒意識到荒誕的真實存在。人們所想要反抗的對象，實際上是荒誕。
那麼，何謂“荒誕”？——加繆在《荒誕推理》一文當中，提出了兩個振聾發聵的觀點。其一，“荒誕產生於人類呼喚和世界無理性沉默之間的對峙”。其二，“使荒誕人覺醒的道理，就是荒誕，就是抱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人失望的世界之間的分離”。
簡言之，荒誕就是不合理，是主客體之間的不協調。
回到《Monster》的故事當中，天馬所反抗的對象，實質是院長一直以來對他的無理壓榨和人格侮辱，以及作為醫者將名利置於人命之上的扭曲觀念——這些極其荒誕的存在。
但是，就如大多數存在主義式的孤膽英雄那樣，反抗的結果往往不是勝利，而是落得“自作自受”的下場。自從那場手術之後，天馬瞬間“跌下神壇”，不僅被院長撤走了重要職務，還得遭受同事們的白眼與指責，甚至連女友（院長的女兒）艾娃都離他而去。
荒誕的事情仍在繼續發生，就好像西西弗手中推的那塊巨石，從來沒有停止過滾動。就在天馬決定遠離醫院的權力鬥爭，潛心當一名救死扶傷的醫生的時候，院長卻離奇暴斃。直至九年之後，當真相浮出水面，他錯愕不已。
原來，凶手就是當年天馬義無反顧，賭上前途去救治的那個小孩——約翰。在過去的九年間，約翰還犯下了多宗命案，濫殺無辜。天馬無論如何都不會料到，自己拯救了一隻“怪物”。
與此同時，由於艾娃對天馬懷恨在心，於是昧著良心誣衊天馬是殺死父親的真凶，迫使他不得不踏上亡命天涯之路。
勇敢反抗荒誕的後果，竟是親手製造了更大的荒誕。故事發展到這個階段，才剛剛揭開了序幕而已……
02. 生命權：善惡的分歧點
善與惡，是貫穿《Monster》的一個核心命題。
古今中外，人們對善惡的討論不計其數，但到底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一直眾說紛紜，似乎很難得出統一的定義；由此所衍生出的“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的問題，更是個爭論不休的焦點。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揚善懲惡，是倫理學的永恆追求。
應該說，對善惡賦義不應該脫離具體的語境，將“善”或“惡”單獨抽出來討論，實際上也意義不大。換句話說，善或惡需要結合具體的實踐活動才能彰顯其意義。在《Monster》當中，善與惡之間的分歧對立，就圍繞著天馬跟約翰對“生命權”的相反態度展開。
天馬的“善”，體現在對生命權的尊重與執著之上。
不得不說，醫生這個職業身份的設定，可謂相當巧妙。作為一名醫生，救人就是天職，至於所救的對象是怎樣的人，不應該是他首要的考慮因素。按理說，道德或者法律層面的審判工作，確實也不該由一名醫生負責定奪。
因此，儘管離開了醫院的環境，但天馬在逃亡的路上還是救治過形形色色的人，包括農婦、權貴、難民、黑幫、逃犯、殺手……在他眼中，無論面前的傷者是什麼身份，都首先是一條生命，享有最基本的、平等的生命權。
對於天馬而言，生命從來都沒有值不值得救治的區別，區別只在於盡力之後能否成功救治而已。
與之相反，約翰的“惡”，就體現在對生命權的輕蔑和踐踏之上。
約翰這個形象獨特而矛盾的地方在於，雖然他內心潛藏著醜陋的“怪物”，但他的外在卻閃耀著光輝和魅力。而且，他擁有超凡的領袖才能，極其善於蠱惑人心。大部分情況下，約翰犯罪都不需要明刀明槍，甚至無需親自動手。他要麼通過挑起其他人之間的矛盾，讓他們自相殘殺，達到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目的；要麼是通過激發對方的恐懼，逐步攻破心理防線，讓人陷入崩潰的狀態，最終自行了斷。
在約翰的眼裡，大概除了妹妹安娜（妮娜），還有救過他一命的天馬醫生之外，其他生命統統只是被他“玩弄”的對象。
還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部分涉及約翰犯罪過程的情節中，作者通常會有意採用留白的手法，又或是藉助第三方的複述進行部分還原。也許，這種敘事方式為約翰的形象保留了幾分美學價值，但實際上無法完全遮蓋他窮凶極惡的真實一面。
03. “怪物”從何而來？
誠然，在約翰那副清秀俊美的皮囊之下，實質是一隻冷酷無情的“怪物”。但是，這隻“怪物”難道是天生的嗎？——事實似乎並非如此，因為約翰自己也曾發出過“救救我！我身體裡的怪物已經快爆炸了”的吶喊。可見，在約翰殘忍地施害他人的同時，自己本身也是受害者，承受著某種不可名狀的折磨。
那麼，“怪物”到底從何而來？是誰創造了這樣一隻“怪物”出來？
約翰變成“怪物”的直接成因，源自童年時期的心理創傷；而這種創傷則是由於母親在情感培育上的錯位。
這要先從約翰與安娜的身世說起。在雙胞胎兄妹還在母胎的時候，他們的父母遭受到迫害，結果父親人間蒸發。後來，母親在艱難的情況之下將他們生了下來。因此，母親對迫害者一直懷恨在心，甚至放出狠話：“我肚子裡的孩子將來一定會報仇。”
雖然作品中並沒有繼續深入展示，孩子們出生之後，有沒有被刻意培養成報仇的“機器”，不過從一些蛛絲馬跡當中不難推測，約翰應該自有意識以來，就不斷被母親灌輸仇恨的意識；正是這種強烈的仇恨情緒，萌生了“怪物”的雛形。
至於讓“怪物”開始壯大的導火線，是那個在約翰心中始終揮之不去的“我和妹妹之間，母親到底選擇了哪一個”的疑惑。約翰一直都想不明白，當年在那些祕密警察突擊上門，要求母親交出其中一個孩子跟他們去“做實驗”的時候，母親打從心底到底想交出哪一個，而留下哪一個。
然而，無論母親的答案是什麼，或者約翰自己猜想的答案又是什麼——就在約翰對母親的愛生髮質疑的那一刻，以及在信任缺失之後所產生的那道情感裂痕當中，“怪物”就在不知不覺間乘虛而入，將約翰的靈魂逐步吞噬。
作品中有個值得玩味的細節，那就是假如拋開回憶的場景不計，其實雙胞胎的母親僅有過一次正面登場的時候，而她出場的這一章的標題，取名為“真正的怪物”。因此，有一種解讀聲音認為，這在暗示她才是故事中所指的“怪物”。
不過，正如剛才所提及，母親在情感培育上的錯位，只是讓約翰變成“怪物”的直接原因。這也就意味著，背後還存在著更深層次的推動因素。
這個更深層次的成因，實質就是“極權主義”。——在此多插一句，《Monster》的故事背景設置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德國與捷克，如果結合歷史來看，應該是帶有一定諷喻意義及批判意識在其中的。
漢娜·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德文版前言當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把個人變成行使職能者和統治機器上赤裸裸的齒輪從而對其去人格化，是極權統治機器的本質，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去人格化，正是《Monster》裡面一直在祕密進行著的“人性改造實驗”，像“511孤兒院”、“玫瑰大屋”這些場所，都是培養“怪物”的根據地。約翰，就是在這場龐大而扭曲的人性實驗當中，被極權體制成功地培養出來的“犧牲品”。
所謂的“怪物”，難道不就是一種跟“人”相互對立，喪失了人性的存在物嗎？
04. 趨善是人的情感本能
《Monster》通過展示以天馬為代表的“善”，跟以約翰為代表的“惡”之間的衝突，傳達了一個思想：趨善是人的一種情感上的本能，而趨惡則是因為情感本能的失調。
假如套用存在主義的觀點來解釋，天馬在掉進了讓他無所適從的荒誕境地的時候，仍然能夠堅守正義和良知，是因為他“選擇”了走向善的一方。相反，約翰在面對同樣的荒誕境況時卻“選擇”了投靠魔鬼。如此看來，兩個人分道揚鑣的關鍵點，在於他們的不同選擇。
然而，人作出的每個“選擇”都不是無憑無據的，它有一個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一種自我對他人和社會的共情能力。
正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人正是因為具備跟外界共情的能力，往往才會作出傾向“善”的選擇。反觀約翰以及其他一部分反派人物，他們恰恰是因為在“人性改造實驗”當中被褫奪了這種共情的能力，才會無意識地踏上了“惡”的道路。
在作品其中一章名為《第五匙砂糖》的小插曲裡，有句對白令人記憶猶新：“要殺人是很簡單的。只要忘掉砂糖的味道就可以了。”它所想要影射的道理，大概正是如此。
The End
本文首發在公眾號「虛構與現實之間」，原標題《因為救了一個孩子，一名天才醫生被迫亡命天涯》，此處略有刪改，歡迎移步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