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加入NHK》：在都市逃离现代性

我就要死了。真的去死。可我就是死了也没人会发觉。那样的话，岂不是白死了吗？活着是白活，死了又是白死，难道我就是那样的人吗？ ——《无缘社会》

都市体系

《欢迎加入NHK》预示了我们生活中的重大议题，我们对其有着隐隐地察觉，却又在事实上一无所知。

《欢迎加入NHK》是一个蛰居族的故事，正因如此，它的作者是蛰居族也足够合理。它同时还是天降美少女试图拯救蛰居族的故事，但是这种拯救却是失败的。我们无法说这一结局是悲剧性，因为进入现代，我们本身就对弥赛亚的迷思祛魅了。

更关键的是，当我们将蛰居族划入他者的范围，对其嗤之以鼻时，正是这些本身隐身于城市生活中的「城市生活的失败者」的生活被揭露出来，使得我们的城市生活获得了某种可喜的合理性。但这种机制本身却也是整个都市体系运作的一部分。

「蛰居族」是什么？它是人类的一种生活状态。这种生活状态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逐渐疏离，这种疏离或许是主动也或许是被动，但这种区分毫无意义。因为，在都市，人们拥挤的居住在仿佛是养殖场中层层叠叠的鸡笼一样的房间之中，人类从未如此聚集，却又从未如此漠不关心。

截图《不吉波普不笑》

资本主义的成就是足够惊人的，但它却使得我们的生活日渐破碎。统一化的货币使得商品得以快速在城市中生产和流通，但同时，我们自己的价值也不可避免地被以货币为标准进行审视。在现代都市，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场所被截然分开，不同的建筑形态被赋予不同的功能。这种功能性的区分同时也体现在了每一个个体身上。对于一个个体而言，他出卖劳动力，像社会展现其作为生产者的价值。而市场通过货币交换，使得他又作为一个消费者存活于世。

个体的不可被替代性，此时被转化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功能性。个体并不因此变得独一无二，恰恰相反，他们的珍贵也仅仅体现在其功能性上。当一个人丧失了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身份时，他便丧失了为人的价值。

这种悖论往往藏在生活中的并不隐秘之处。

当一个独自居住的老人被推销员敲开家门时，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为人的喜悦。这些推销者与老人交谈，其真实推销的，并非是一种当事人并不需要的商品。他在事实上不过是在高价售卖一种老人渴望的关怀。不过最大的问题在于，当老人再也没有作为消费者的价值之时，他连这种关怀都会失去。

在某种意义上，情感虽然没有被作为商品直接售卖。但在市场理性化逻辑不断扩张的情况下，人们确实是在肯定情感的价值，这种需求进而使得人们甚至可以将情感作为一种标准化的劳动商品进行出售。男朋友、女朋友这样的身份同样可以变得更加标准化、职业化。

但当我们抛开猎奇的眼光，去仔细思考，就会发现，我们身上的诸多身份本身也在标定我们自身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身份在市场上具有交换价值都不会变得奇怪。我们有成为男/女朋友的价值，我们有成为员工的价值，我们有成为子女的价值，我们也有成为父母的价值……但是，我们不禁会怀疑，难道不会有比我们更好的作为伴侣、员工、父母、子女的人选吗？抛开一切功能性的身份，我们究竟还剩什么，还有什么？

当我们已经无法确定自己究竟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时候，我们无疑是被卷入一场永无止境的竞争之中。作为生产者，我们免不了相互之间的竞争，因为面临被替代的压力。而作为消费者，我们也面临着竞争。因为哪怕我们自身也无法对自己的价值有所肯定，这时，一切有价格的附属于我们的商品，都将意味着我们比他人更具有价值。

这便是蛰居族所要逃避的事情，无处不在的无形压力降临在我们头上，最终将自己藏匿在人海中。这种状况似乎比通缉犯更为可悲。因为通缉犯哪怕躲藏在深山老林之中，都会有人要将他揪出来。而蛰居族生活在千万人中，却被所有人视而不见。

坡道上，行人稀少。只有一些购物回来的主妇，以及和我一样去同一所学校的年轻人。能和我擦肩而过的只有几个人。但是──就是那天，通往学校的道路，却感觉与平时不同。身边路过的人，都在看我，没错，没错，他们都在窃窃私语，偷笑，很小声，很小声的，虽然是用耳朵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不过绝对不会错──没错。在看我的时候，他们的确是带有嘲笑的意味！主妇，还有学生，看我的时候都在笑。这件事，令我十分愕然。为何？为何一定要笑我？「……喂，看那个人呀。很奇怪呢」「真令人不舒服呀。是不想在户外走吧」「呵呵，像个白痴似的」那绝对，恐怕，大概，不是我单方面的被害妄想症。若是仔细倾听的话，确实是听得见的，他们嘲笑我的声音。就是从那以后。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害怕外出了。

佐藤达广作为「蛰居族」，他寄生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却是以消极的姿态回避这些焦虑和压力的人类。他所经历的焦虑也都是非应激、不在场的。或许他家里蹲存在某种心理疾病的原因，但这也恰恰证明佐藤达广本身并非是对于生活太过钝感，或者缺乏对于生活的追求才长期呆在家里。正相反，他对于环境，尤其是对于人际关系过于敏感了。他时时刻刻恐惧他人对自己的评判，所以他显得总是爱吹牛，自尊心强，却又极其脆弱。

佐藤达广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于社会的无用，他的无用本身也是对于社会价值规范深度认可的结果。作者很巧妙地将这种无用来当作他可以被拯救的理由。这却显得一切都更加悲凉，因为唯一达成拯救的可能，不过是另一个人想凭借拯救这一过程来实现自我拯救。所以，连这种「无用」本身也不过是工具型的，因为中原岬（那个天降少女）只不过是需要拯救一个人来证明自己的生存价值，而这个人也并不是一定要是佐藤达广。

在这种意义上，蛰居族本身试图逃离社会的一切目光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即使他们一无所有，他们的「无用」本身可以作为他人对于其自身糟糕生活欣慰的工具。但悖论在于，相当一部分的蛰居族虽然试图逃离一切人际关系，但他们却是需要这种人际关系的供养。即便在现代都市之中，这种人际关系的纽带已经过于薄弱。但他仍然需要面对供养者对他的审视。

异化关系

这是一个大学中退的蛰居族男主佐藤达广，并没有被女主中原岬所拯救的故事，尽管中原岬最初是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现的。但这部作品不能给观者带来救赎，或者任何意义上的激励。

对于主角佐藤达广来说，他之所以能够脱离蛰居族的生活，并非是因为中原岬给他的救赎，恰恰相反，正因为他变得更加孤立无援，在生理需求的迫切要求下，他才不得不自己走出那个禁锢了他的牢笼。走入一个看似正常人的生活，与正常人一样为生计奔波。

正如他自己所说，「能够家里蹲，本身就是一种奢侈的事。没吃没穿没得住，并且又怕死的话，就只能去干活了。」

达广和中原岬看似并不包含更多的共同点，但实际上却是同一类人，用中原岬自己的话说，「不光是家里蹲，所有的精神问题都是因为与周围环境的不适应所引起的。总之，就是因为无法处理好世间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痛苦。」即对于社会环境有所不适，或者说是社会化并不成功的人。

从中原岬的视角来看，拯救佐藤达广蛰居族状况的计划，本身是她自我救赎的最后一个尝试。这个计划也是她心理的最后一道防线，最终也是这道防线的崩溃，导致她做出了自杀的决定。

中原岬的父亲早逝，母亲的再婚对象嗜酒成性，同时对家人有着家暴倾向。最终岬的母亲或许是对这种糟糕的生活不堪忍受，最后在岬的面前跳海。在岬的叙述中，她小时在悬崖边上玩耍，正好看到一个女性站在山崖边。而一阵强风吹过之后，女人便消失在了山崖上。而那个女人，正是她的母亲。

对佐藤达广的最后一次讲义也是她尝试拯救自己的最后期限，而这场讲义的主题便是「遗言」。她之所以对此执着，是因为她母亲坠崖并无遗书，以至于无法被判定究竟是自杀还是意外。而这个模糊性关系到了中原岬的自我认同。因为，她的继父对她诉诸暴力的同时，也在将一切不幸归结于她。

对不起，如果我昨天死掉就不会怎么麻烦了。 我后爸说的没错，我会给大家带来不幸。妈妈去世也是因为我，爸爸的时候估计也是……后爸想方设法要将我摆平，结果还是失败了，落得一身不幸。伯母也是，自从我帮手之后传教开始不顺，还常常和伯父吵架。都是怪我。

即使最后在亲戚的干预下，中原岬终于被寄养在了伯父伯母家。但她也无法适应在学校的生活，只能在平时陪伴伯母传教，以及帮助伯父打理漫画咖啡屋。而在此时她偶然从窗子中看到了佐藤达广的房间，发现了佐藤达广是一个蛰居族。于是制定了一个帮助佐藤达广脱离「家里蹲」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自身的价值正名。

当然，在佐藤达广的视角下，名为「中原岬」的少女犹如天降，虽然在某些地方显得稚嫩，但却似乎能够常常看穿佐藤达广的谎言，也确实使得「救赎」本身带有了些许可信的色彩。但这却是由信息差所带来的。

佐藤达广租住的公寓的房主正是中原岬的伯父，因而中原岬能够知晓他的基本信息。同时因为中原岬住在山坡上的小别墅中，能够透过窗户临高看到佐藤达广房间中的状态。如果把故事初期的神秘感排除，观众可能就会意识到中原岬救赎计划的儿戏之处——那不过就是一个按时聊聊天，偶尔因为一些事件相互陪伴的计划而已。甚至还会因为佐藤达广精神的不稳定而经常被翘掉。

相比于佐藤达广的懦弱，中原岬对于生活的痛感也更为深刻。佐藤达广只不过是对于现实世界的虚无抱有着消极的态度，而中原岬却在试图拯救自己，无论是一个幼稚的计划，还是计划失败后的自杀选择，本身都是意志主动选择的结果。

而这种主动选择的形式之一，便是给佐藤达广的「契约」。或许作者并非刻意，但无论如何，契约也就成为了佐藤达广和中原岬之间关系的隐喻。而「契约」本身，也就是都市理性的具象化。

而作为隐喻的「契约」在作品中出现过三次。这三封契约书当然意味着两人的在情感层面上在逐渐拉近。但关键在于契约书这一形式。

我们首先想象一种无契约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与家人、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稳定而长期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双方看来至少对于权利和义务存在着约定俗称的共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反推一种需要契约的关系是如何的。

首先，这可能是基于一种短期的关系，因为是短期，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再见，所以骗一把就跑对于一方而言是更有利的（单次博弈）。所以需要契约以及第三方（即司法机构）的保障。其次，这可能是基于一种不稳定关系，因为双方对于权利和义务没有约定俗称的共识。所以必须在契约中写明。第三，这可能是基于一种无保障（无安全感）的关系，因为签订契约的双方对于对方是否会遵守契约并无信心，所以也设立惩罚机制。

遗憾的是，这就是「契约」隐喻下，佐藤达广和中原岬关系的实质。而在剧情中，这三份契约本身也有着不同的作用。第一份契约书意味着佐藤达广对于中原岬介入其生活的许可。因为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说，不经许可的介入，即使是帮助，也仍然是一种冒犯。

而第二份契约书，中原岬认为这是一份对自己心理防线的保障。因为她最开始认为自己完全一无是处，也没有人需要她。她对于自己的拯救方式就是去创造一个需要自己的人。这个人就是她认为「比自己还没出息」的佐藤达广。

她提出这份契约的时候，本身也是因为不安全感而放手一搏。这时候的佐藤达广已经失去了家里的经济供给，同时他最好的朋友山崎薰也回了老家，这使得中原岬认为佐藤达广除了自己，也再无依靠了。而她也乐得去「圈养」佐藤。但是她却在新年夜晚目击到了一个冲击性的事实——与自己走散的佐藤达广和他高中时期的学姐柏瞳走在一起。她因此意识到哪怕是佐藤都不一定需要自己，这使得她的心理防线濒临崩溃。

其实很简单，对我好点，我也会对你好。 为了拯救你，我努力至今。你已经死心塌地迷上我了对吗？ 除了我你不是一无所有了吗？ 不在这里签字你会打一辈子光棍的。 …… 签字啊，不然的话我真的会坏掉的。

而佐藤达广拒绝这个契约的原因，也并没有那么复杂。他自身的自尊心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个契约本身太奇怪了。用佐藤的话说，「这样太空虚了」。契约自然无法保证真心能否被履行，但换个角度来讲，当真心已经不得不被列入契约之中，这段关系中至少有一方已经处于强烈的不安全感之中。也就是说，签订契约的行为本身对于契约的内容构成了否定。

厌世倾向

在格奥尔格·齐美尔看来，现代变动不居的都市生活，使得人们过于频繁受到变化迅速以及反差强烈的神经刺激，从而产生了厌世的态度。

在《欢迎加入NHK》中，柏瞳的长期服用的精神类药物便可以当作对于现代都市迷幻、快速、激烈的变迁的隐喻。都市人纵身投入这洪流之中，试图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却在其中迷失了方向，也迷失了自身。而柏瞳对于药物的滥用与沉迷，也正象征着都市人对于强烈且快速的刺激的不可自拔与疲惫。这正是柏瞳这个角色身上气质的来源，也同样是她此后试图自杀的心理基础。

在柏瞳的身上同时存在两种看似相互矛盾的心理倾向——对于刺激的追求与对于生命的厌弃。

刺激体验的前提便是生命的存在，只有生命的存在，获得各种各样来自于感官的刺激的体验才是可能的。但对于生命的厌弃意味着生命不再具有体验的价值，其背后预设着生命太过无聊或者生命太过痛苦，所以不值得再去体验。

对于柏瞳来说，她显然不是后者。她并不具有像中原岬那样悲苦的经历，恰恰相反，她本身生活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困顿。她大学毕业，有着公务员这种体面的工作，她的未婚夫则是某个IT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收入高的同时也不断对她付出真心，是一个几乎完美的结婚对象。

但追求刺激和厌弃生命，从柏瞳的视角而言，是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的。而这种一致性正是体现在她视角中生命（以及刺激）的单一和苍白。

在这个意义上，厌世倾向本质上是判断力的钝化。面对复杂的都市生活，人们本有的感受力受到了强烈的挫伤。这种挫伤是源于人们根本无法应付都市生活的复杂变化。这或许有时意味着他无法对于遇到的每个人都笑脸相迎，但这种热情在乡村或者小镇却是人际关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但这种淡漠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适应都市体系而产生的。在乡村或者小镇，个体不会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陌生人。而在都市，却必须训练出一种「职业化」式的对他人的漠不关心。

而同样，一个个体同时以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被卷入市场之中，这两种身份本身意味着社会分工使得他不再直接对自己的饮食起居衣食住行负责。这也就意味着他甚至可能缺乏一切的有关自身生活的知识，同时他也不得不信任他人来帮助自己处理这些事物。他不知道自己所住的房屋是否偷工减料，也无法确认自己的饮食是否掺入了地沟油或者有具有农药残留的食材，也不知道自己所乘坐的交通工具以及驾驶这个交通工具的人是否值得信任……

这种疑虑在现代都市几乎无处不在。只不过它常常不断激起人们的不安，然后人们又很快对这种不安丧失了关注。这种不安甚至并不会因为上述具体情况在事实上出现好转而消失。

说到底，人们处于都市系统中，只要需要与他人进行高效率的合作，就不得不去信任构成社会其他部分的他人。但是他本身又并不具有能够真实检验是否真的值得信任的知识，只能不得不对他人进行侥幸地信任，然后又在某一瞬间产生了巨大的焦虑。

那么，当因为要接触的事物过多，以至于不再具有判断自己所接触的事物的知识和能力，他们又将怎样生活呢？人们迫切需要一个抓手，来缓解生活中一切的不可理解。而货币经济恰好契合了人们的这种倾向。

具体而言，人们不再需要纠结商品的各个维度，他们只需要注意价格。在这个意义上，价格被认为是囊括商品一切信息的体现。不论是品质、数量、色彩、包装还是任何个性化的特征，最终都将被包含在价格之内。商品的特殊性在这时被转化为普遍性。

无论如何，货币对于个体的特殊性并不感兴趣，它只关心所有人都共有的事，并要求将其转化为金钱上的量的差别。因此，交换本身就意味着事物的不可替代性被剥夺，与此同时，金钱将事物质的差异转化成量的衡量。但这也使得人们在都市中被组织起来的成为可能。

这种简化使得复杂且流动的都市系统得以运作，一切事物都可以通过统一标准被生产出来，并进入市场进行流通。在市场之中，货币成为了唯一度量价值的标准，所有生产要素也正是围绕着这一标准流动。但正因如此，人们理解了货币，就理解了市场，理解了市场就理解了世界。

但这种简化相应的代价是整个世界的价值都被减损，而个体的价值也在这种压迫下岌岌可危。对于深度嵌入货币经济以及都市体系的个体来说，将一切事物普遍化的倾向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自然而然产生的观点是：一个世界即使再丰富，难道可能丰富到用货币都无法衡量和兑换吗？而这个世界的体验即使再多种多样，难道还存在无法传递和获得的体验吗？[1]

最终，一切事物都将是普遍且可以被理解的，至少被矮化成如此。

到此为止，都市人对于世界有了一种防御性的理解——他以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这是部分契合了货币经济的逻辑。而正因如此，在他们的眼里，所有的刺激至多有量的差别，却没有质的差别。这种单一和苍白足以被一眼看破。[2]

正因如此，生命就成为一种一眼可以望到头且值得厌弃的东西。以及死亡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可以被追求的、终极的刺激。这也就是柏瞳自毁倾向的由来。

柏瞳并非体会不到幸福，她对于自己的生活有过欣喜，这也是她能够因为男友的求婚就被从悬崖上劝解下来的原因。但她却无法体会到日常的幸福，日常对她而言更多是一种损耗的消磨。她将整个生活世界视为一个巨大的「阴谋」，因为她也无从得知究竟问题在什么地方，只有感受到对于生活的无力感，和被什么巨大事物笼罩着的压抑。

因此，她在新年晚上独自在街上偶遇到佐藤达广的时候，才会提出出轨的邀约。正如她在此后所承认的，她确实很幸福。她似乎只能从更强烈的刺激中获得短暂的对生命的掌控感，同时她又感到日常对于她的磨损，所以她无法去追求日常的幸福。似乎只有破坏手中的幸福，才能使她获得生活的实感，体会到本有的幸福的价值。

佐藤也意识到了柏瞳的这种倾向，他以「阴谋」作为推脱和疏解的借口。而柏瞳也心领神会，定下10年不再见面的约定。而这一解决方式，在剧情上来说，也是对于故事结局上佐藤和中原岬之间关系解决方式的预演。

空洞生活

对于佐藤达广来说，他过于敏感，同时对于单一标准的规范过度地认同。因此他对于自己是「蛰居族」坚信不疑。而就动画而言，每次他试图走出困境，往往都会被更深卷入泥潭。不过这些一切的新事物，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他脱离了现实生活的乏味，它们不能给他更多生活的实感，但是确实使他获得了更多的刺激。

他在山崎薰的传教中成为了御宅族，因为中原岬的诱劝加入了一个不靠谱且更使其丧失自我价值感的脱离蛰居族状态的计划，因为柏瞳的误会参与了集体自杀，由于一起自杀未遂的同伴沉迷了网络游戏，由于高中同学而被卷入了传销……

这些似乎都是建立在都市生活基础上的挑逗人们神经的幻想的写照，无论是可以逃避现实的避风港（比如二次元和网络游戏），还是一种所谓「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中原岬不靠谱的改造计划，被佐藤误会成「重生之旅」的集体自杀，以及被宣传用了之后就能立刻摆脱家里蹲的传销商品），这些的诱惑都过大了，以至于他从未想过从日常中选择脱离困境的方式。

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饿到不行为止他才会走出自己的房间，重新融入社会。因此在此之前，总还是有一些让他心存幻想的「好事」。[3]

在动画中段部分，佐藤达广阴差阳错地跟着柏瞳参与了集体自杀。中原岬和山崎薰跟随柏瞳的男友乘船赶到，要将佐藤达广劝解下来。这部分是动画结局的预演，也是动画的中段的高潮。

中原岬以为佐藤达广是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价值而要自杀（中原岬误以为佐藤寻死的原因与后来的自己相同）。于是她向佐藤表达了自己因为佐藤才得以活着，因为，她说，“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比我还没用的废柴”。而这恰是佐藤可能会不惜以死亡去逃避的情况。所以他被激起了想要以死来证明自己不是废柴的想法。

但山崎薰则劝告佐藤达广要安于自己平凡的日常，

自杀事件这种戏剧性的新闻，我们这些人没资格出场。 不管我们多么消沉，多么痛苦，到头来还是会回到无聊平凡的日常中。 就算没有回来，也只会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死得毫无价值。 戏剧性的死……和我们无缘。

这也预示了故事的最终走向。在《欢迎加入NHK》的世界中，不存在奇迹，也不存在神明，只有无处不在的阴谋。中原岬的伯母相信宗教，但中原岬却无法相信神明的救赎，甚至无法相信神明的存在。“要是这么可恶的神存在的话，我们反而可以健康的生活。只要把不幸全部推给神就可以了。”

神灵如果真的是存在的话，那他肯定就是个大坏蛋。我综合了所有的情报最后得出来的，就是这个结论。 …… 人的一生之中，痛苦的事和快乐的事的比例是九比一。我之前在笔记本上好好的算过了。 …… 所以呢。特意设计出这种苦难世界的神，一定是个心眼很坏的家伙。怎么样？很有道理吧。

对自己的救赎失败之后，中原岬执意寻死。佐藤在山崖上将她找到，却无法说服她。因为对于佐藤而言，他同样认为活着没有意义，他仅仅是缺乏去死的动力。他自然也无法劝说中原岬回头。

结果是一样的。只是早晚的事。反正就算活下去，也尽是痛苦的事，很辛苦。很没有意义。没有活着的意义。死了更好。这结论非常的有道理，谁都没法反驳。

他意识到，在这个什么意义都没有的世界中，他要发明出一种意义。他将这归结于柏瞳所说的「阴谋」。一切都归罪于阴谋。

而「阴谋」到底是什么？它是人的想象，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仍然无法忍受寡淡的日常，所以他们需要发明一种意义，以驱使自己与日常战斗。

最后的最后，这个「阴谋」的世界没有浪漫。而佐藤达广也无法实现他的英雄主义——为自己心爱的女孩而死。即使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死亡来让中原岬意识到她甚至值得自己付出生命。

最后的最后，这个「阴谋」的世界也没有奇迹。山崎薰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只能做出一款不入流的色情游戏，在冬日烧掉象征自己梦想的课本，然后黯然回到家乡。而佐藤达广和中原岬也无法确定事情是否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这个「阴谋」的世界，只有那些愚蠢的人们。他们如同端着长枪冲向风车，对骑士精神怀有着自豪的堂吉诃德。在寡淡和损耗的日常之中，向着不存在的敌人发起冲锋，享受着自以为是的满足感，然后又跌倒在地。最后的最后，一切只剩下无尽的日常。

脚注

[1]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一切情感服务都可以标准化。更具体而言，你甚至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为自己雇佣一位陪你说话的伴侣。（就我的了解，在90年代的深圳就有付费的电话陪聊业务。那本质上就是一种标准化的情感服务。）

[2] 比如一定重量的苹果和一本书，他们在各种意义上都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是它们的价格是相等的。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完全可以以二者价格相同为由对两者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就如同比较苹果和这本书的颜色是相同的一样，没有什么意义。但正式基于货币的交换使得价格的比较有了意义。接受这种简化的同时，也同时失去了对于这些苹果和书的特征和它们直接区别的理解。

[3] 这里仅仅涉及对于文艺作品的评论。虽然作者本身是蛰居族，但其可能还存在心理疾病及其他问题，并不意味着「蛰居族」被饿一下就能回归社会。如果您存在心理问题请及时求助心理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