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加入NHK》：在都市逃離現代性

我就要死了。真的去死。可我就是死了也沒人會發覺。那樣的話，豈不是白死了嗎？活著是白活，死了又是白死，難道我就是那樣的人嗎？ ——《無緣社會》

都市體系

《歡迎加入NHK》預示了我們生活中的重大議題，我們對其有著隱隱地察覺，卻又在事實上一無所知。

《歡迎加入NHK》是一個蟄居族的故事，正因如此，它的作者是蟄居族也足夠合理。它同時還是天降美少女試圖拯救蟄居族的故事，但是這種拯救卻是失敗的。我們無法說這一結局是悲劇性，因為進入現代，我們本身就對彌賽亞的迷思祛魅了。

更關鍵的是，當我們將蟄居族劃入他者的範圍，對其嗤之以鼻時，正是這些本身隱身於城市生活中的「城市生活的失敗者」的生活被揭露出來，使得我們的城市生活獲得了某種可喜的合理性。但這種機制本身卻也是整個都市體系運作的一部分。

「蟄居族」是什麼？它是人類的一種生活狀態。這種生活狀態意味著個人與社會的逐漸疏離，這種疏離或許是主動也或許是被動，但這種區分毫無意義。因為，在都市，人們擁擠的居住在彷彿是養殖場中層層疊疊的雞籠一樣的房間之中，人類從未如此聚集，卻又從未如此漠不關心。

截圖《不吉波普不笑》

資本主義的成就是足夠驚人的，但它卻使得我們的生活日漸破碎。統一化的貨幣使得商品得以快速在城市中生產和流通，但同時，我們自己的價值也不可避免地被以貨幣為標準進行審視。在現代都市，我們的生活和生產場所被截然分開，不同的建築形態被賦予不同的功能。這種功能性的區分同時也體現在了每一個個體身上。對於一個個體而言，他出賣勞動力，像社會展現其作為生產者的價值。而市場通過貨幣交換，使得他又作為一個消費者存活於世。

個體的不可被替代性，此時被轉化為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功能性。個體並不因此變得獨一無二，恰恰相反，他們的珍貴也僅僅體現在其功能性上。當一個人喪失了作為生產者或消費者的身份時，他便喪失了為人的價值。

這種悖論往往藏在生活中的並不隱祕之處。

當一個獨自居住的老人被推銷員敲開家門時，他至少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為人的喜悅。這些推銷者與老人交談，其真實推銷的，並非是一種當事人並不需要的商品。他在事實上不過是在高價售賣一種老人渴望的關懷。不過最大的問題在於，當老人再也沒有作為消費者的價值之時，他連這種關懷都會失去。

在某種意義上，情感雖然沒有被作為商品直接售賣。但在市場理性化邏輯不斷擴張的情況下，人們確實是在肯定情感的價值，這種需求進而使得人們甚至可以將情感作為一種標準化的勞動商品進行出售。男朋友、女朋友這樣的身份同樣可以變得更加標準化、職業化。

但當我們拋開獵奇的眼光，去仔細思考，就會發現，我們身上的諸多身份本身也在標定我們自身的價值，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身份在市場上具有交換價值都不會變得奇怪。我們有成為男/女朋友的價值，我們有成為員工的價值，我們有成為子女的價值，我們也有成為父母的價值……但是，我們不禁會懷疑，難道不會有比我們更好的作為伴侶、員工、父母、子女的人選嗎？拋開一切功能性的身份，我們究竟還剩什麼，還有什麼？

當我們已經無法確定自己究竟有什麼是不可替代的時候，我們無疑是被捲入一場永無止境的競爭之中。作為生產者，我們免不了相互之間的競爭，因為面臨被替代的壓力。而作為消費者，我們也面臨著競爭。因為哪怕我們自身也無法對自己的價值有所肯定，這時，一切有價格的附屬於我們的商品，都將意味著我們比他人更具有價值。

這便是蟄居族所要逃避的事情，無處不在的無形壓力降臨在我們頭上，最終將自己藏匿在人海中。這種狀況似乎比通緝犯更為可悲。因為通緝犯哪怕躲藏在深山老林之中，都會有人要將他揪出來。而蟄居族生活在千萬人中，卻被所有人視而不見。

坡道上，行人稀少。只有一些購物回來的主婦，以及和我一樣去同一所學校的年輕人。能和我擦肩而過的只有幾個人。但是──就是那天，通往學校的道路，卻感覺與平時不同。身邊路過的人，都在看我，沒錯，沒錯，他們都在竊竊私語，偷笑，很小聲，很小聲的，雖然是用耳朵幾乎聽不見的聲音，不過絕對不會錯──沒錯。在看我的時候，他們的確是帶有嘲笑的意味！主婦，還有學生，看我的時候都在笑。這件事，令我十分愕然。為何？為何一定要笑我？「……喂，看那個人呀。很奇怪呢」「真令人不舒服呀。是不想在戶外走吧」「呵呵，像個白痴似的」那絕對，恐怕，大概，不是我單方面的被害妄想症。若是仔細傾聽的話，確實是聽得見的，他們嘲笑我的聲音。就是從那以後。從那以後，我就開始害怕外出了。

佐藤達廣作為「蟄居族」，他寄生在這個物質極大豐富的時代，卻是以消極的姿態迴避這些焦慮和壓力的人類。他所經歷的焦慮也都是非應激、不在場的。或許他家裡蹲存在某種心理疾病的原因，但這也恰恰證明佐藤達廣本身並非是對於生活太過鈍感，或者缺乏對於生活的追求才長期呆在家裡。正相反，他對於環境，尤其是對於人際關係過於敏感了。他時時刻刻恐懼他人對自己的評判，所以他顯得總是愛吹牛，自尊心強，卻又極其脆弱。

佐藤達廣深刻地意識到自己對於社會的無用，他的無用本身也是對於社會價值規範深度認可的結果。作者很巧妙地將這種無用來當作他可以被拯救的理由。這卻顯得一切都更加悲涼，因為唯一達成拯救的可能，不過是另一個人想憑藉拯救這一過程來實現自我拯救。所以，連這種「無用」本身也不過是工具型的，因為中原岬（那個天降少女）只不過是需要拯救一個人來證明自己的生存價值，而這個人也並不是一定要是佐藤達廣。

在這種意義上，蟄居族本身試圖逃離社會的一切目光就可以理解了，因為即使他們一無所有，他們的「無用」本身可以作為他人對於其自身糟糕生活欣慰的工具。但悖論在於，相當一部分的蟄居族雖然試圖逃離一切人際關係，但他們卻是需要這種人際關係的供養。即便在現代都市之中，這種人際關係的紐帶已經過於薄弱。但他仍然需要面對供養者對他的審視。

異化關係

這是一個大學中退的蟄居族男主佐藤達廣，並沒有被女主中原岬所拯救的故事，儘管中原岬最初是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現的。但這部作品不能給觀者帶來救贖，或者任何意義上的激勵。

對於主角佐藤達廣來說，他之所以能夠脫離蟄居族的生活，並非是因為中原岬給他的救贖，恰恰相反，正因為他變得更加孤立無援，在生理需求的迫切要求下，他才不得不自己走出那個禁錮了他的牢籠。走入一個看似正常人的生活，與正常人一樣為生計奔波。

正如他自己所說，「能夠家裡蹲，本身就是一種奢侈的事。沒吃沒穿沒得住，並且又怕死的話，就只能去幹活了。」

達廣和中原岬看似並不包含更多的共同點，但實際上卻是同一類人，用中原岬自己的話說，「不光是家裡蹲，所有的精神問題都是因為與周圍環境的不適應所引起的。總之，就是因為無法處理好世間的關係，所以造成了各種各樣的痛苦。」即對於社會環境有所不適，或者說是社會化並不成功的人。

從中原岬的視角來看，拯救佐藤達廣蟄居族狀況的計劃，本身是她自我救贖的最後一個嘗試。這個計劃也是她心理的最後一道防線，最終也是這道防線的崩潰，導致她做出了自殺的決定。

中原岬的父親早逝，母親的再婚對象嗜酒成性，同時對家人有著家暴傾向。最終岬的母親或許是對這種糟糕的生活不堪忍受，最後在岬的面前跳海。在岬的敘述中，她小時在懸崖邊上玩耍，正好看到一個女性站在山崖邊。而一陣強風吹過之後，女人便消失在了山崖上。而那個女人，正是她的母親。

對佐藤達廣的最後一次講義也是她嘗試拯救自己的最後期限，而這場講義的主題便是「遺言」。她之所以對此執著，是因為她母親墜崖並無遺書，以至於無法被判定究竟是自殺還是意外。而這個模糊性關係到了中原岬的自我認同。因為，她的繼父對她訴諸暴力的同時，也在將一切不幸歸結於她。

對不起，如果我昨天死掉就不會怎麼麻煩了。 我後爸說的沒錯，我會給大家帶來不幸。媽媽去世也是因為我，爸爸的時候估計也是……後爸想方設法要將我擺平，結果還是失敗了，落得一身不幸。伯母也是，自從我幫手之後傳教開始不順，還常常和伯父吵架。都是怪我。

即使最後在親戚的干預下，中原岬終於被寄養在了伯父伯母家。但她也無法適應在學校的生活，只能在平時陪伴伯母傳教，以及幫助伯父打理漫畫咖啡屋。而在此時她偶然從窗子中看到了佐藤達廣的房間，發現了佐藤達廣是一個蟄居族。於是制定了一個幫助佐藤達廣脫離「家裡蹲」的計劃。這個計劃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自身的價值正名。

當然，在佐藤達廣的視角下，名為「中原岬」的少女猶如天降，雖然在某些地方顯得稚嫩，但卻似乎能夠常常看穿佐藤達廣的謊言，也確實使得「救贖」本身帶有了些許可信的色彩。但這卻是由信息差所帶來的。

佐藤達廣租住的公寓的房主正是中原岬的伯父，因而中原岬能夠知曉他的基本信息。同時因為中原岬住在山坡上的小別墅中，能夠透過窗戶臨高看到佐藤達廣房間中的狀態。如果把故事初期的神祕感排除，觀眾可能就會意識到中原岬救贖計劃的兒戲之處——那不過就是一個按時聊聊天，偶爾因為一些事件相互陪伴的計劃而已。甚至還會因為佐藤達廣精神的不穩定而經常被翹掉。

相比於佐藤達廣的懦弱，中原岬對於生活的痛感也更為深刻。佐藤達廣只不過是對於現實世界的虛無抱有著消極的態度，而中原岬卻在試圖拯救自己，無論是一個幼稚的計劃，還是計劃失敗後的自殺選擇，本身都是意志主動選擇的結果。

而這種主動選擇的形式之一，便是給佐藤達廣的「契約」。或許作者並非刻意，但無論如何，契約也就成為了佐藤達廣和中原岬之間關係的隱喻。而「契約」本身，也就是都市理性的具象化。

而作為隱喻的「契約」在作品中出現過三次。這三封契約書當然意味著兩人的在情感層面上在逐漸拉近。但關鍵在於契約書這一形式。

我們首先想象一種無契約的關係，這實際上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與家人、親戚、朋友之間的關係。這是一種穩定而長期的關係。這種關係在雙方看來至少對於權利和義務存在著約定俗稱的共識。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反推一種需要契約的關係是如何的。

首先，這可能是基於一種短期的關係，因為是短期，不知道之後會不會再見，所以騙一把就跑對於一方而言是更有利的（單次博弈）。所以需要契約以及第三方（即司法機構）的保障。其次，這可能是基於一種不穩定關係，因為雙方對於權利和義務沒有約定俗稱的共識。所以必須在契約中寫明。第三，這可能是基於一種無保障（無安全感）的關係，因為簽訂契約的雙方對於對方是否會遵守契約並無信心，所以也設立懲罰機制。

遺憾的是，這就是「契約」隱喻下，佐藤達廣和中原岬關係的實質。而在劇情中，這三份契約本身也有著不同的作用。第一份契約書意味著佐藤達廣對於中原岬介入其生活的許可。因為對於現代都市人來說，不經許可的介入，即使是幫助，也仍然是一種冒犯。

而第二份契約書，中原岬認為這是一份對自己心理防線的保障。因為她最開始認為自己完全一無是處，也沒有人需要她。她對於自己的拯救方式就是去創造一個需要自己的人。這個人就是她認為「比自己還沒出息」的佐藤達廣。

她提出這份契約的時候，本身也是因為不安全感而放手一搏。這時候的佐藤達廣已經失去了家裡的經濟供給，同時他最好的朋友山崎薰也回了老家，這使得中原岬認為佐藤達廣除了自己，也再無依靠了。而她也樂得去「圈養」佐藤。但是她卻在新年夜晚目擊到了一個衝擊性的事實——與自己走散的佐藤達廣和他高中時期的學姐柏瞳走在一起。她因此意識到哪怕是佐藤都不一定需要自己，這使得她的心理防線瀕臨崩潰。

其實很簡單，對我好點，我也會對你好。 為了拯救你，我努力至今。你已經死心塌地迷上我了對嗎？ 除了我你不是一無所有了嗎？ 不在這裡簽字你會打一輩子光棍的。 …… 簽字啊，不然的話我真的會壞掉的。

而佐藤達廣拒絕這個契約的原因，也並沒有那麼複雜。他自身的自尊心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這個契約本身太奇怪了。用佐藤的話說，「這樣太空虛了」。契約自然無法保證真心能否被履行，但換個角度來講，當真心已經不得不被列入契約之中，這段關係中至少有一方已經處於強烈的不安全感之中。也就是說，簽訂契約的行為本身對於契約的內容構成了否定。

厭世傾向

在格奧爾格·齊美爾看來，現代變動不居的都市生活，使得人們過於頻繁受到變化迅速以及反差強烈的神經刺激，從而產生了厭世的態度。

在《歡迎加入NHK》中，柏瞳的長期服用的精神類藥物便可以當作對於現代都市迷幻、快速、激烈的變遷的隱喻。都市人縱身投入這洪流之中，試圖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卻在其中迷失了方向，也迷失了自身。而柏瞳對於藥物的濫用與沉迷，也正象徵著都市人對於強烈且快速的刺激的不可自拔與疲憊。這正是柏瞳這個角色身上氣質的來源，也同樣是她此後試圖自殺的心理基礎。

在柏瞳的身上同時存在兩種看似相互矛盾的心理傾向——對於刺激的追求與對於生命的厭棄。

刺激體驗的前提便是生命的存在，只有生命的存在，獲得各種各樣來自於感官的刺激的體驗才是可能的。但對於生命的厭棄意味著生命不再具有體驗的價值，其背後預設著生命太過無聊或者生命太過痛苦，所以不值得再去體驗。

對於柏瞳來說，她顯然不是後者。她並不具有像中原岬那樣悲苦的經歷，恰恰相反，她本身生活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困頓。她大學畢業，有著公務員這種體面的工作，她的未婚夫則是某個IT公司的項目負責人，收入高的同時也不斷對她付出真心，是一個幾乎完美的結婚對象。

但追求刺激和厭棄生命，從柏瞳的視角而言，是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的。而這種一致性正是體現在她視角中生命（以及刺激）的單一和蒼白。

在這個意義上，厭世傾向本質上是判斷力的鈍化。面對複雜的都市生活，人們本有的感受力受到了強烈的挫傷。這種挫傷是源於人們根本無法應付都市生活的複雜變化。這或許有時意味著他無法對於遇到的每個人都笑臉相迎，但這種熱情在鄉村或者小鎮卻是人際關係生活中的一種常態。但這種淡漠的態度從根本上來說，是為了適應都市體系而產生的。在鄉村或者小鎮，個體不會面對如此數量龐大的陌生人。而在都市，卻必須訓練出一種「職業化」式的對他人的漠不關心。

而同樣，一個個體同時以商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雙重身份被捲入市場之中，這兩種身份本身意味著社會分工使得他不再直接對自己的飲食起居衣食住行負責。這也就意味著他甚至可能缺乏一切的有關自身生活的知識，同時他也不得不信任他人來幫助自己處理這些事物。他不知道自己所住的房屋是否偷工減料，也無法確認自己的飲食是否摻入了地溝油或者有具有農藥殘留的食材，也不知道自己所乘坐的交通工具以及駕駛這個交通工具的人是否值得信任……

這種疑慮在現代都市幾乎無處不在。只不過它常常不斷激起人們的不安，然後人們又很快對這種不安喪失了關注。這種不安甚至並不會因為上述具體情況在事實上出現好轉而消失。

說到底，人們處於都市系統中，只要需要與他人進行高效率的合作，就不得不去信任構成社會其他部分的他人。但是他本身又並不具有能夠真實檢驗是否真的值得信任的知識，只能不得不對他人進行僥倖地信任，然後又在某一瞬間產生了巨大的焦慮。

那麼，當因為要接觸的事物過多，以至於不再具有判斷自己所接觸的事物的知識和能力，他們又將怎樣生活呢？人們迫切需要一個抓手，來緩解生活中一切的不可理解。而貨幣經濟恰好契合了人們的這種傾向。

具體而言，人們不再需要糾結商品的各個維度，他們只需要注意價格。在這個意義上，價格被認為是囊括商品一切信息的體現。不論是品質、數量、色彩、包裝還是任何個性化的特徵，最終都將被包含在價格之內。商品的特殊性在這時被轉化為普遍性。

無論如何，貨幣對於個體的特殊性並不感興趣，它只關心所有人都共有的事，並要求將其轉化為金錢上的量的差別。因此，交換本身就意味著事物的不可替代性被剝奪，與此同時，金錢將事物質的差異轉化成量的衡量。但這也使得人們在都市中被組織起來的成為可能。

這種簡化使得複雜且流動的都市系統得以運作，一切事物都可以通過統一標準被生產出來，並進入市場進行流通。在市場之中，貨幣成為了唯一度量價值的標準，所有生產要素也正是圍繞著這一標準流動。但正因如此，人們理解了貨幣，就理解了市場，理解了市場就理解了世界。

但這種簡化相應的代價是整個世界的價值都被減損，而個體的價值也在這種壓迫下岌岌可危。對於深度嵌入貨幣經濟以及都市體系的個體來說，將一切事物普遍化的傾向是再正常不過的。一個自然而然產生的觀點是：一個世界即使再豐富，難道可能豐富到用貨幣都無法衡量和兌換嗎？而這個世界的體驗即使再多種多樣，難道還存在無法傳遞和獲得的體驗嗎？[1]

最終，一切事物都將是普遍且可以被理解的，至少被矮化成如此。

到此為止，都市人對於世界有了一種防禦性的理解——他以單一的標準來衡量一切，這是部分契合了貨幣經濟的邏輯。而正因如此，在他們的眼裡，所有的刺激至多有量的差別，卻沒有質的差別。這種單一和蒼白足以被一眼看破。[2]

正因如此，生命就成為一種一眼可以望到頭且值得厭棄的東西。以及死亡本身也成為了一種可以被追求的、終極的刺激。這也就是柏瞳自毀傾向的由來。

柏瞳並非體會不到幸福，她對於自己的生活有過欣喜，這也是她能夠因為男友的求婚就被從懸崖上勸解下來的原因。但她卻無法體會到日常的幸福，日常對她而言更多是一種損耗的消磨。她將整個生活世界視為一個巨大的「陰謀」，因為她也無從得知究竟問題在什麼地方，只有感受到對於生活的無力感，和被什麼巨大事物籠罩著的壓抑。

因此，她在新年晚上獨自在街上偶遇到佐藤達廣的時候，才會提出出軌的邀約。正如她在此後所承認的，她確實很幸福。她似乎只能從更強烈的刺激中獲得短暫的對生命的掌控感，同時她又感到日常對於她的磨損，所以她無法去追求日常的幸福。似乎只有破壞手中的幸福，才能使她獲得生活的實感，體會到本有的幸福的價值。

佐藤也意識到了柏瞳的這種傾向，他以「陰謀」作為推脫和疏解的藉口。而柏瞳也心領神會，定下10年不再見面的約定。而這一解決方式，在劇情上來說，也是對於故事結局上佐藤和中原岬之間關係解決方式的預演。

空洞生活

對於佐藤達廣來說，他過於敏感，同時對於單一標準的規範過度地認同。因此他對於自己是「蟄居族」堅信不疑。而就動畫而言，每次他試圖走出困境，往往都會被更深捲入泥潭。不過這些一切的新事物，都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使得他脫離了現實生活的乏味，它們不能給他更多生活的實感，但是確實使他獲得了更多的刺激。

他在山崎薰的傳教中成為了御宅族，因為中原岬的誘勸加入了一個不靠譜且更使其喪失自我價值感的脫離蟄居族狀態的計劃，因為柏瞳的誤會參與了集體自殺，由於一起自殺未遂的同伴沉迷了網絡遊戲，由於高中同學而被捲入了傳銷……

這些似乎都是建立在都市生活基礎上的挑逗人們神經的幻想的寫照，無論是可以逃避現實的避風港（比如二次元和網絡遊戲），還是一種所謂「根本解決問題的方法」（比如中原岬不靠譜的改造計劃，被佐藤誤會成「重生之旅」的集體自殺，以及被宣傳用了之後就能立刻擺脫家裡蹲的傳銷商品），這些的誘惑都過大了，以至於他從未想過從日常中選擇脫離困境的方式。

這也就是為什麼直到餓到不行為止他才會走出自己的房間，重新融入社會。因此在此之前，總還是有一些讓他心存幻想的「好事」。[3]

在動畫中段部分，佐藤達廣陰差陽錯地跟著柏瞳參與了集體自殺。中原岬和山崎薰跟隨柏瞳的男友乘船趕到，要將佐藤達廣勸解下來。這部分是動畫結局的預演，也是動畫的中段的高潮。

中原岬以為佐藤達廣是覺得自己的生命沒有價值而要自殺（中原岬誤以為佐藤尋死的原因與後來的自己相同）。於是她向佐藤表達了自己因為佐藤才得以活著，因為，她說，“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比我還沒用的廢柴”。而這恰是佐藤可能會不惜以死亡去逃避的情況。所以他被激起了想要以死來證明自己不是廢柴的想法。

但山崎薰則勸告佐藤達廣要安於自己平凡的日常，

自殺事件這種戲劇性的新聞，我們這些人沒資格出場。 不管我們多麼消沉，多麼痛苦，到頭來還是會回到無聊平凡的日常中。 就算沒有回來，也只會在不為人知的地方死得毫無價值。 戲劇性的死……和我們無緣。

這也預示了故事的最終走向。在《歡迎加入NHK》的世界中，不存在奇蹟，也不存在神明，只有無處不在的陰謀。中原岬的伯母相信宗教，但中原岬卻無法相信神明的救贖，甚至無法相信神明的存在。“要是這麼可惡的神存在的話，我們反而可以健康的生活。只要把不幸全部推給神就可以了。”

神靈如果真的是存在的話，那他肯定就是個大壞蛋。我綜合了所有的情報最後得出來的，就是這個結論。 …… 人的一生之中，痛苦的事和快樂的事的比例是九比一。我之前在筆記本上好好的算過了。 …… 所以呢。特意設計出這種苦難世界的神，一定是個心眼很壞的傢伙。怎麼樣？很有道理吧。

對自己的救贖失敗之後，中原岬執意尋死。佐藤在山崖上將她找到，卻無法說服她。因為對於佐藤而言，他同樣認為活著沒有意義，他僅僅是缺乏去死的動力。他自然也無法勸說中原岬回頭。

結果是一樣的。只是早晚的事。反正就算活下去，也盡是痛苦的事，很辛苦。很沒有意義。沒有活著的意義。死了更好。這結論非常的有道理，誰都沒法反駁。

他意識到，在這個什麼意義都沒有的世界中，他要發明出一種意義。他將這歸結於柏瞳所說的「陰謀」。一切都歸罪於陰謀。

而「陰謀」到底是什麼？它是人的想象，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們仍然無法忍受寡淡的日常，所以他們需要發明一種意義，以驅使自己與日常戰鬥。

最後的最後，這個「陰謀」的世界沒有浪漫。而佐藤達廣也無法實現他的英雄主義——為自己心愛的女孩而死。即使他希望通過自己的死亡來讓中原岬意識到她甚至值得自己付出生命。

最後的最後，這個「陰謀」的世界也沒有奇蹟。山崎薰無法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自己的夢想，他只能做出一款不入流的色情遊戲，在冬日燒掉象徵自己夢想的課本，然後黯然回到家鄉。而佐藤達廣和中原岬也無法確定事情是否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這個「陰謀」的世界，只有那些愚蠢的人們。他們如同端著長槍衝向風車，對騎士精神懷有著自豪的堂吉訶德。在寡淡和損耗的日常之中，向著不存在的敵人發起衝鋒，享受著自以為是的滿足感，然後又跌倒在地。最後的最後，一切只剩下無盡的日常。

腳註

[1] 至少我們可以看到，一切情感服務都可以標準化。更具體而言，你甚至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為自己僱傭一位陪你說話的伴侶。（就我的瞭解，在90年代的深圳就有付費的電話陪聊業務。那本質上就是一種標準化的情感服務。）

[2] 比如一定重量的蘋果和一本書，他們在各種意義上都沒有什麼共同點。但是它們的價格是相等的。那麼對於一個人來說，他完全可以以二者價格相同為由對兩者進行比較。這種比較就如同比較蘋果和這本書的顏色是相同的一樣，沒有什麼意義。但正式基於貨幣的交換使得價格的比較有了意義。接受這種簡化的同時，也同時失去了對於這些蘋果和書的特徵和它們直接區別的理解。

[3] 這裡僅僅涉及對於文藝作品的評論。雖然作者本身是蟄居族，但其可能還存在心理疾病及其他問題，並不意味著「蟄居族」被餓一下就能迴歸社會。如果您存在心理問題請及時求助心理諮詢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