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风起：千寻、堀越二郎与宫崎骏的迷思

只有失去你所是，才能发现你将是。

——奈格里、哈特：《大同世界》

动画电影《千与千寻》的重映让那些尘封了许多年的再解读热情纷至归来，在将近20年的岁月中，曾经观看过此片的孩童或是少年也早已历经生活的磨难，对动画所反映的内容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人们似乎也在充满梦幻色彩的动画文本当中看到他们过去不曾了解、而今却已身困其中的社会空间，并开始叹服导演宫崎骏对资本社会刻画得竟是如此入木三分。毫无疑问，宫崎骏所导演的《千与千寻》是本世纪最为伟大的动画作品之一，但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挖掘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批判”，而是要在一片赞声中找到动画被人们所忽略的保守一面，并试图联系宫崎骏另外一部具有争议的作品《起风了》，以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宫崎骏身上为什么会发生从“批判资本主义”到“复辟军国主义”的转向？

一、千与千寻？——对不起我两个都不要

日本少女千寻与父母一同误入魔幻世界，在那里，父母变成了猪并被圈养起来，而千寻则被汤婆婆改名为“千”，在汤婆婆的浴场里工作。善良的千寻在白龙等人的帮助下最终救出了父母，重新回到了现实生活之域。在众多再解读《千与千寻》的文章里面，署名渡边雅男的《＜千与千寻＞折射的＜资本论＞意蕴》或许是最为深刻的一篇。作者准确地发现了被宫崎骏含括在“千与千寻”之中的秘密：

“千”要回到千寻、千要找回自己真正地名字——“千寻”，其路径存在于记忆的深处。只要人类还没有失去解放的记忆，这种找寻就会不断地持续下去。这种找寻就是人们为了夺回包括称呼（名字）在内的、作为“个人”而存在的战斗，不，这个战斗必须从夺回名字开始。

在作者看来，汤婆婆对千寻记忆的篡改可谓是一种治理术，“千”成为了汤婆婆强制附加在千寻身上的枷锁，而“千寻”——则化作为奴隶主永远不想让努力回到的故乡。想要摆脱这种治理、踏上归乡之途，千寻必须夺回自己曾经的姓名，呼唤出那个曾经的自我。汤婆婆的孪生姐妹也是她的死对头钱婆婆透露给千寻的锦囊就是：“曾经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忘记，只是想不起来而已。”记忆成为了通向心灵故乡的唯一武器，也似乎只有保卫记忆才能够摧毁纠缠千寻和白龙的象征权力。

然而，千寻“返乡”所踏上的真的就是一条解放之路吗？千寻在动画开始的时候对父母的转校安排十分不满，但到了动画结束时她显然更想回到父母的身边，并且重新开始认同她本来并不喜欢的生活。宫崎骏的保守性在这里被彰显得淋漓尽致，魔幻世界本就是一个现实社会的镜城，其中的剥削压迫、权力等级关系完全由现实社会映照而出，但宫崎骏却将它塑造成了一个外在于“现实”的独立世界，是一个侵犯我们和谐生活的他者，也就是像@哈扎尔学会老师说的那样：“受剥削是非现实的、不正常的，只要回归现实生活就能得到解放了。”在结尾处，白龙对千寻再三叮嘱的“不要回头”不更能说明问题吗？他不就如同一个循循善诱的长者教育误入“现实世界”的中产阶级孩子：你赶紧回到你的中产阶级世界当中，闭上眼睛，千万不要去管社会中的是是非非。

精神分析哲学认为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实际上是支配主体的象征秩序——即象征界，它是一种真正的幻像。在《黑客帝国》中，渺小而脆弱的人类肉身孑立在一片实在界的荒漠之中，他们所面对的和谐美好之现实景观不外乎都是统治阶级注入其心的幻觉。千寻所要逃回的现实世界不也是如此？它和魔幻世界一样充斥着剥削压迫、矛盾和斗争，只不是一切都被表面美好的幻象所掩盖罢了。从这个角度出发，记忆固然是抵抗权力的有效武器，但我们不能不警惕的是记忆同样由权力所塑造，倘若我们不能超越记忆的固着，我们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千与千寻》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伦理秩序，但它没有引出革命的楔子，而是掉头跑向前现代的坟头。动画中的无脸男，一个孤独、拜金、欲壑难填的现代人正是在前现代“乡绅”钱婆婆这里寻找到了安顿内心的方式，并选择和钱婆婆一同栖居在远离人烟的沼泽湖畔。然而无论是千寻还是无脸男，他们的“返乡”都在实际上成为了支撑现代资本主义运行的意识形态。

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写道：

毋宁说，在两极之间中间地带的“近代化”之所以能够迅速实现，是因为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保留并利用了这个顶部和基层两极的“前现代性”。在这里保留基层的共同体结构并使其能够同天皇制的官僚机构连结起来的法律保证是山县所推行的的地方“自治制度”，其社会媒介就是以以共同体为基地的地主、乡绅的统治，而有意把这种结合意识形态化的不外乎是所谓的“家族国家”观……所以，和顶端的“国体”一样，用一切方法防止随着“近代化”造成分裂、对抗等政治局面的因素向基层“春风和煦育儿养孙之地”（山县语）的“自治体”内部渗透，这是自明治至昭和的统治阶级所一直关切的问题。

在“近代化”面前，宫崎骏明显感受到了它所给人们带来的焦虑与不安。无论是底层人民无休止的重复劳动还是社会层面普遍化的拜金主义，人们在现代资本主义体制当中被异化成了一个又一个怪物，他们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姓名，断绝了返回家园之路。于是乎拯救这些流离失所的“现代人”成为了宫崎骏在这部动画中的任务之一。他需要制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净土，是一个由地主、乡绅所统治的“春风和煦育儿养孙之地”，这里的人们保留了前现代社会所有淳朴善良的美德。但是，也正如丸山指出的那样，这种“前现代性”是实现日本近代化的重要保证，并在此基础上再生产了日本的天皇制社会。因此宫崎骏在动画里面提到的作为反抗的记忆——传统、姓名和“曾经的我”其实早已经过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塑形，成为了统治权力的一环。丸山认为日本近代国家的发展存在着两条运动路径，“一条是自上而下的“近代化”辐射，另一条则是“以‘村落’和‘乡党社会’为模特儿的人际关系和制裁方式，从基层上升，向所有国家机器和社会组织内部传达的过程。”在《千与千寻》中，汤屋的构成不折不扣地折射出了前现代社会的等级结构，而汤婆婆本人利用的制裁方法以及劳动者与汤婆婆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可谓都是前现代模式的再现。如此说来，作为现代资本家的汤婆婆之所以能够无休止地赚取超额剩余价值，其原因正是前现代制度对于汤屋劳动者的束缚。因而千寻和白龙努力寻回的“记忆”完全可以和他们所想要逃脱地魔幻世界无缝兼容，他们所希望回归的故土也只不过是魔幻世界所提供给他们的意识形态材料罢了。“千”与“千寻”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真实的紧张关系。

法农针对黑人解放运动时曾说：“人的解放必须要求从自身的肤色中解放出来。”我们必须在“现有”和“过去”的伪二元选择之外去寻求一种新人性的创造。这正是马尔科姆·X给予我们的启示。齐泽克指出：“这个X剥夺了美国黑人的民族传统，从而提供了一个重新定义（重塑）自身，自由地形成一种比白人所公开声称的普遍性远为普遍的新身份的独特机会。”X拒绝了那个框定我们、限制我们之所是的记忆，摧毁了一切能够让我们停止追求普遍解放的身份象征。我们需要去战斗以摆脱“经济学范畴的人格化”的“千”，但我们不也应该进一步消灭那个同样异化着我们的原初身份——“千寻”吗？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家庭和企业一样都是腐化共同性（the common）的机构，向“千寻”的撤退也意味着对共同性的背叛，意味着千寻不再具有机会和白龙、锅炉爷爷、小玲、无脸男以及真正的底层劳工煤灰们组合成反抗魔幻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诸众（multitude），动画所建构的依然只是具有良好道德素养的原子式个体，在无法摧毁魔幻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所有“良好道德”的再现都不过是中产阶级回避责任的遮羞布罢了。只有在反抗“千”之新命的同时斩断原有“千寻”之旧根，也许我们才有获得拯救的真正希望。

二、近代的超克：从“批判资本主义”到“复辟军国主义”

白龙在千寻前往汤婆婆处时嘱咐她一定要坚决表现出工作的决心，汤婆婆对千寻的诱导也不过是：要不工作，要不成为猪或者煤灰。在魔幻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劳动是一个人生存的不二法则，否则他\她便会被视为好吃懒做毫无作为的猪。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驱使着我们每个人永无止境地劳动，并以劳动所得的微薄收入来维持个人的基本生活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然而顺着这一思路引发我们思考的却是煤灰这一在动画中起到对底层劳工表征作用的角色却被宫崎骏噤声，就如同现实中的资产阶级世界对无产阶级生命活动的抹除。煤灰的劳动是汤屋正常经营的根本保证，但他们和所谓好吃懒做的猪一样被排除在人的范畴之外，甚至都不被承认是一个工薪者。千寻不同于那些不劳动的猪，但宫崎骏也不会让他和煤灰一样去从事真正支撑社会运转的劳动，因为这种劳动会让她彻底失去“返乡”的希望。对于千寻“返乡”的执念也造就了宫崎骏本人对于资本主义劳动的含混认识，以至于这段本应起到充任批判资本主义劳动的绝佳素材最终沦为赞颂资本主义劳动本身的歪理邪说。

在宫崎骏2013年的作品《起风了》中，主人公堀越二郎和他的朋友在深夜归家时谈论到日本的战争计划，堀越的朋友感慨道：“我们不是军火商，只想制造出优秀的飞机。”堀越也对此言深表认同。整部动画中，堀越二郎和他的上司、同僚们都不过是一群“想制造出优秀的飞机”的工程师，他们废寝忘食地工作，原则上可以牺牲包括爱人在内的一切。历史上的军国主义者堀越二郎在这里无疑被宫崎骏所美化，而这种“美化”转译成今天的话语就是：他只是一个为了自己梦想而努力工作的年轻人，他又有什么错呢？在今天这样一个去政治化的社会里，人们似乎很容易就原谅这样一位“追梦青年”，甚至还将他看作为励志的榜样。但我们也不会忘记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的洞见：

以技术进步为目的的工厂劳动给人以它本身包含着一个政治成就的假象，而那种随潮流而动的观念离这种假象只有一步之遥。关于工作的老式清教伦理于是以一种世俗形态在德国工人中间复兴了。哥达纲领业已带上了这种混淆的印记，它把劳动定义为“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这引起了马克思的警觉，他反驳道：“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人”必然成为“另外一些已使自己成为主子的人的奴隶……”。然而，这种混淆却在日益扩大，此后不久，约瑟夫·狄兹根宣扬道：“现时代的救星叫做工作。劳动的改进包含的财富如今能完成任何救世主也未曾做到的事情”。这种关于劳动本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概念逃避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劳动产品尚未由工人支配时，它又怎能使工人受益呢？这种观念只认识到人类在掌握自然方面的进步，却没有认识到社会的倒退。它已暴露出专家治国论的特征，而我们随后在法西斯主义里面又一次听到这种论调。

“劳动作为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业已驳斥的流俗之见。本雅明更进一步地指出：“在劳动产品尚未由工人支配时，它又怎能使工人受益呢？”在《千与千寻》中，煤灰就是那些“除自己地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人”，他们是资本家“必然”的奴隶，他们越劳动就越贫穷，但他们也比汤屋的工作者要更加团结，他们在共同劳动中生产着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是解放政治的关键，但对于宫崎骏来说，魔幻世界里的爱之秩序显然要比政治上的解放要重要的多，与其让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不如去唤起中产阶级社会尚存的人间大爱，更何况宫崎骏本人对底层劳工和“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不劳动者持有鄙夷的态度，这些都让“关于工作的老式清教伦理”在《起风了》中复活，并为其插上了带有现代化色彩的梦想之翼。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不追问堀越二郎“劳动”和追求进步的政治条件，为日本军阀侵略他国而制造的飞机是否已经象征了社会的倒退？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起风了》的故事起始于一战结束后的日本，在动画中它仍旧是一个贫穷、不发达的社会。年轻的堀越二郎在目睹了西方近代化（意大利设计师卡普罗尼伯爵）入侵落后的日本社会之际，立下了为日本制造更为出色飞机的志向。竹内好在《何谓近代》一文中写道：“从整体上看，东洋通过不断的抵抗，一面以欧洲为媒介一面超越它从而逐渐产生出非欧洲的东西。”日本社会在“抵抗”西方的过程中逐渐生发出超越、克服西方“近代化”发展之路的思想倾向，从被动地接受近代化转向对主动近代化的靠近。可以说，塑造动画中堀越二郎之形象的正是“近代的超克”这一萦绕在战时日本人心灵之中的难解之咒。堀越二郎也似乎一度触碰到实现梦想的边缘，零式飞机成功被研制出来，日本开始具备了建构世界新秩序的能力。竹内好在日本对美宣战后激动地写道：

历史被创造出来了！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们因感动而战栗着，我们在战栗中用目光追随着那如同彩虹般划过天空的光芒，追随着那光芒的走向，我们感到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涌出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摄人心魄的震撼之力。

在这里“历史”始终都是弱肉强食的历史，日本对欧美近代化的挑战仍旧被欧美模式的发展主义道路所规范，它从未超越欧美以一种更为平等的诉求来终结殖民压迫的历史，可以说“历史”和“世界”并未因“东洋”对欧美的宣战而发生改变，反倒更加强化了一种由欧美政经文化体制所规训后的目的论。战败之后，折损的飞机也彻底击破了堀越二郎的美梦，也拆碎了日本“超克”欧美的七宝楼台。

三、真的“别无选择”吗？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千与千寻》还是《起风了》，都是宫崎骏导演自身面对近代化时做出的不同反应，从怀乡到超克，再到失败后的怅然，似乎这一切都是日本遭遇“近代”之后无法超越的宿命。《起风了》片头所引用的那句“风起，唯有努力生存”不正是他在这种宿命找到的慰藉吗？——我们只不过是想努力生存下去，我们毫无选择！无论是撤退到家园的怀乡病人，还是向外扩张、构建日本霸权的军国主义者，他们都毫无选择！在动画的结尾处，堀越二郎在梦境中与卡普罗尼伯爵相遇，伯爵问道：“你这十年怎样，有全力以赴吗？”堀越回答道：“有，但是支离破碎的。”卡普罗尼接着说：“因为摧毁了国家。”时至今日，宫崎骏的反思仍难于逃脱国家主义的窠臼（整部动画唯一的反战画面是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场景）。语罢，二人看到“零式飞机”穿过平原山川，划破天空，十分壮丽。“飞机是受了诅咒的美梦，会被天空吞噬。”宫崎骏这么做显然是想把军国主义浪漫化，用如梦似幻的个人梦想遮蔽日本军国主义对于其他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灾难。

而我们也很难不注意到这种“别无选择”的话术同军国主义动员之间惊人的对称。难道如大川周明一流的大东亚共荣圈鼓吹者不正是高喊着强敌环伺的日本“必须要能够确保自给自足的经济领域”，而岛国面积狭小，资源贫乏，所以“舍满蒙之外别无他途”吗？而正是因为堀越这样的年轻人在所谓“历史的风暴”面前太过轻松地就选择自我放逐，用“唯有努力生存”来掩盖自己的不抵抗，这起于青萍之末的气流才最终成为咆哮着吞噬一切的风暴。当一整代人在集中营和辐射尘中流尽了鲜血之后，把所有责任推给一个名为“历史风暴”的崇高客体，固然是最轻松的，但无疑也是最无耻的。（此段为@高尚市民戏志才所添写）

但真的就没有选择了吗？方从哲在评价《起风了》时向我们介绍了众多和堀越二郎处于同一历史阶段的日本年轻人，他们为争取人民的权力与日本军阀、财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或死于暗杀，或死于专制国家的监狱，但仍有无数青年前赴后继：川合义虎、山本宣治医师、高岛一郎兄妹……他们站在回归传统和“超克近代”这两条畏途的交叉口前看到了解放政治的星火，风起之时，他们迎风而上，以生命代价盗取那终可创造新历史的燎原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