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保卫战》观后杂感

押井守绝对在事实上认识到并揭示了，日本SF作品中人形巨大机器人的密集出现，正是因为日本是通过和平宪法取消了自己的对外战争权的国家。想一想影片一开头给出的明确提示：设想中SDF的UN维和部队在面对袭击时没有权力使用武器还击，而此时人形机器人高耸的体型即使在东南亚密林中也极易辨认，仅有的武器甚至无法给予常规地面装甲单位以杀伤，结果被悉数消灭——这完全不是适合战争的兵器；对应的，这些人形机器人对战争的适应性无需被它们的设计者考虑。

所以在这里被压抑的恰恰不是无所不在的美利坚的暴力机器以及其日本作为美利坚对抗的边疆等等，美国在此恰恰不是被压抑的，恰恰相反我们在梳理机器人动画或机器人作为类型的创作历史时，无论是机器人设计风格从装饰主义艺术向磁带盒未来主义艺术风格的流变，抑或是美国汽车工业语境下汽车文化对机器人动画成熟期时的母题的“成长”的联系，美国的文化影响不仅没有被压抑，如今的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些文化影响在日本已经得到极为成功的转译。

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日本国会门前的戒严景象与人群面对戒严的视而不见而秩序景然地继续自己的生活图景结合起来：威胁秩序的绝对不可能是这样如《玩乐时间》镜头下杂乱无章的“人群”，而是潜藏在政府与暴力机器当中的精英阶层破坏分子（GSDF的情报官），这种制度性暴力被构成性暴力轻而易举地消灭了；这样的暗示就存在于影片结尾对反派的追缴最后南云忍行动的毫不谨慎中。而正是这种轻而易举导致了“错误的联想”：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背叛反派与警方串通的荒川所受到的体面对待与（与其造成巨大破坏相比）轻微惩罚，真正需要被提防与剿灭的，是《战舰波将金》中有效地组织起来的“群众”，行进的、静止的、呼喊的和高振手臂的群众，也就是说，有力的、可以被作为对象统摄的、作为行动的主体。影片对战情中心、机场塔台乃至中层公务员这些科层制机器恋物癖式的关注绝非无意。如果说战后的四十年代对观众过于遥远的话，那么武斗棒对1993年观看影片的绝大多数观众都并不陌生；影片中镇爆盾朝向SDF的景象现实里从未出现过，武斗棒是镇爆盾（与SDF）现实里对面所唯一可能存在的事物，也是联想的必然结果。日本当局对曾经横扫工厂、校园与街头的六七十年代斗争的社会镇压，才是被压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