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没有爱，不存在什么爱，所以也没有什么悲伤。”
在那个夜晚，那个“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飞鸟了把少不经事的不动明带到了名为“安息日”的性爱派对上。据说，在那里可以找到“恶魔存在的证据”。
两人远远地离开城市，直驶到一片废弃房区。这里寥无人迹，处处年久失修，活像是文明之外的漂流地。了推开了一扇大门——这是两个世界间的脆弱界限——而后，单调的废墟光景被绚烂的肉体迷宫所取代，映入观众眼帘的是无节制的乱交，是快感区的迸发。
安息日这个名称取自圣经，在那天人们“什么工都不可作”（《利未记》23:3）。这是上帝颁布的禁令，禁令的无限累加建构了文明生活，建构了人的生活范式。巴塔耶说“禁忌为我们带来平静、理性的世界”，但情色却是对禁忌的逾越，唤作安息日的性爱派对借禁令之名，反讽地行淫乱之事：规范的性爱模式是被建构出来的，而“狂欢式的情色”，则“是迷乱生命之脱序”。这种不能被禁令所容纳的越轨行为是文明生活的排泄物，它们的领地是地层之下的社会潜意识。就如同在剧中频繁出现的嘻哈说唱等亚文化一样，是一种被社会秩序禁锢的生命力之彰显——为何恶魔会在淫乱聚会现身？因为“恶魔”首先在隐喻意义上象征着另一个世界的来客，是文明世界的异端。
可以想象的是，在大多情况下，这种逾越仅仅是对日常秩序的暂时性超越。《会饮》里的阿里斯托芬就作颂说，社会世界里的爱若斯/爱欲（eros）仅仅用作平息情欲（还有繁衍），从而使人们安定下来，“然后去干自己的日常工作和操心其他人生必需的事务”。逾越行为在刺破庸常生活的同时保证了它在大部分时间内的有条不紊，黑夜对白昼的无声反叛只是为了迎来又一个昼夜轮回。
但这只是发生在象征位面之中的逾越动作。而人不比机器，他还是想象的动物，他还可以想象性地逾越，而克服逾越和禁令之间的时差。我们对另一个世界的遐想是既缺席而又在场的幽灵，“工厂女工有着她自己的梦想”，这让现实呈现出某种非真实性。火，偶然的邂逅，电视机，《守望者》的结局：它们都可以成为通向实际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奇点，但这个世界又同时与人类社会——就“社会”这个词所表达的结构性的、秩序性的含义上来说——处在一种微妙的同行当中。
要注意的是，对某种秩序的逾越可能只是为了回返/重建另一种秩序，而一种彻底的逾越必须与任意一种有意识的聚合体区分开来，使得唯一的禁令就是“禁止禁令”。因此，这种无秩序主义欢颂的是力与能量的决堤，是流动和嬉戏的永恒性，是朗西埃在描绘维尔托夫的“机器—眼”时所说的“各种运动的同步达成的一致舞蹈与各种力量的共产主义”。主体被取消了，只剩下无休止的运动：当我们指称/想象“我这个人”、“他那个人”的时候，就总已经把人固着成一个对象，但人却不能被理解为种种特质（“性格好”、“长得帅”）的综合，他是开放的、无定形的，是各种力和能量的涌流点。总而言之，人成为了非人：什么都是，反正不是“人”（一个概念、一个名称、一个符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才能成为恶魔，他/它撕碎了一切，让鲜血灌注于圣堂之内。这是“恶魔”的第二层隐喻义，象征着人成为非人的时刻。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希望阿多诺会允许我曲解这段话，或者说，崭露它的星丛（Konstellation）——彻底的无秩序主义不可能制定行动的伦理界限，既然主体已经不重要了，那么恶魔对人的杀戮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在大屠杀场景面前，难道只会陶醉在力与能量的涌现中，享受着肾上腺素的飙升吗？
“没有爱，不存在什么爱，所以也没有什么悲伤”，无论是爱还是悲伤，都难以用作形容两道交错的力，对它们来说只有汇合或是分离。飞鸟了的论断正是建立在这种逻辑之上，他把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理解成纯粹的力量关系，甚至走得更远：不仅仅要把人化约成非人，还由力量的对比和压制得出了凌驾与奴役他们的正当性。了从小就不能理解明为什么会为垂死的小动物掉泪，毕竟“弱者就会死”——可是生或死，达成目的或没有达成目的，会影响我们对于弱者的垂怜吗？根本在于弱者本身在飞鸟了的视野下是缺席的，他之后一手策划的恶魔唤醒计划则旨在确立强者为先的统治秩序，但借以割裂强与弱的“力”的概念其实已经被狭隘化了：朗西埃等人所歌颂的无秩序主义/共产主义区分的是力的丰盈与贫瘠，一股足够丰盈、具有足够多衍异的力就仿佛把整个世界的无限生机都纳入到抽象线条的总汇里；而飞鸟了的版本则是庸俗版本的尼采主义，为难以相互比较的力赋上强弱，进而塑造出高等与低等间的对立，无视了力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
人的脸庞被湮灭了，这是一个危险的正午。
2.“没有……”，没有什么？
月亮有那么蓝吗？
只有东京这样么？
而且好像谁都没有注意到。
——《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石井裕也，2017）
在第六集中，丧失理智的幸田变身为牛型恶魔，把偌大的体育场践踏成一片血海。作为观众的我凝视着这一副副无助的脸庞，他们徒劳地想要逃离将要到来的死亡。
很难不产生共情，或者说不可能不产生共情。
孟子看见“孺子将入于井”会动起“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他描绘的是伦理意识的发生。把孟子和孺子，把我和荧幕内哭丧的角色连结起来的是某种感召关系，它溢出于语言，溢出于书写——我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同情他人。但同情就是发生了，我就是和别的人有着一种伦理上的联结。休谟说：
凡能激动一个人的任何感情，也总是别人在某种程度内所能感到的。正像若干条弦线均匀地拉紧在一处以后，一条弦线的运动就传达到其余条弦线上去；同样，一切感情也都由一个人迅速地传到另一个人，而在每个人心中产生相应的活动。
他所提出的是一个实然的前设，只能在人类经验中得到验证。在第一集开头的童年闪回中，不动明就已经呈现出与冷漠的飞鸟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他从小就是个爱哭鬼（crybaby），但他的眼泪却是为着他人、向着他人而流的，表征着一种将心比心的能力。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佛家里具有无可撼动之慈悲心的“不动明王”——他即使变成了恶魔人（devilman）致力于戮杀伤害别人的其他恶魔。关键在于，伦理上的感召是被动的、受身性的，“良知”是身外之物的莅临——不是我选择有良知（正如规范伦理学所诱使的那样），而只可摆出“愿有良知”、祈愿伦理的姿态。从而，上一部分所述的无秩序主义尽管能取消一个有意识地、主动地思考着的大我（le Moi），却无法遗弃列维纳斯所说的宾格小我（moi）：那是伦理责任的被动承担者，在与他人连结的意义上保持了自我在最小限度上的同一性。
但我们的追问还没有结束：会不会有一种人对他者表现出根本的冷漠，而不曾想回应伦理空间中的感召？《恶魔人》的回答是：不仅有，而且还很多很多。身为撒旦的飞鸟了就是这个形象的雏形，而后来把同类送上火刑柱、钉上十字架的群氓则是它的终极态。但同情的能力刻定了人的社会化身份，如果他/她想要在伦理空间中被称作“人”——明自己不就说那些戕害美树的“凡人”、那些刽子手们才是“恶魔”吗？——那必须能够感知，或者说能够理解他人的遭际。
我们会看到总是对世界满怀信心的美树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无端的猜忌和谩骂，她遭遇了恶，经验否证了信念。但美树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过对他人的同情，同样地，令人憎恶的乌合之众也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过他们的面貌。普罗米修斯曾为人间捎来启蒙的火种，可是那根小小的接力棒却始终没能交到明的手中。
接力棒就像在第九集中拥抱恶魔人（明）的孩子一样代表着希望，只不过是虚妄的希望。人类总归是死光了，最后剩下挑战撒旦的恶魔人在“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鲁迅《希望》）
从第一集的童年闪回开始，再到固着的善性和顽劣的恶意，《恶魔人》所暗示的是人性的本质主义：善和恶是非语境化的、非建构性的，的确有人生来为善，也有人“自愿作恶”，不知善恶的庸众脆弱地摇摆着立场。这使得这部动漫陷入了情节剧本身的悖反：时间在流逝、图像在运动，但角色却没有得到成长，观众能期待的只不过是单一能指的折叠和铺陈——直到它被耗尽：天国的雷霆覆灭了一切。
与之相反的是，在金庸小说、热血动漫里主角的武功见长总是伴随着他们对生活的参悟，而如果我们考虑弗洛伊德的概念框架，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这类成长型小说/动漫是因为它们树立了一个理想自我（Idealich）[“逍遥洒脱的令狐冲”]，让更为空洞的、我们当下所认知的实际自我（wirkliche Ich）[“肥宅”]朝着他游移，而赋予“自我”从当下绵延至未来的内时间维度。但在《恶魔人》的世界里，实际自我放逐了其他所有可能性，无论是恶人还是善者，都沉醉在无休止的自转中——好像大家都只看见天上高挂着的月亮是红色的，而惟有在我眼中的才是蓝色的。
《恶魔人》中的思想实验把如同毛细血管一般交错的现实抽象化为宏大的善恶对垒，这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勾勒的是一个后人类的场景：恶魔（人）在外貌、体态和能力上都迥异于常人，象征秩序的根基被他们摧毁了。就像游戏里的外挂一样，能轻松打破五项短跑世界纪录的“天才高中生”其实就已经预示着人类社会不可挽回的没落，他们其实是某种居于游戏规则之外的后人类。在幸田被宣判为恶魔的那一刻，包裹着整个人类群体的安全气泡被猛然戳破。敌我政治解体了，这是实力相差悬殊的“异种生物间的战争”，零落的遗民享用着无际的绝望。
这幅末日光景更像是忧心忡忡的警示或劝诫，而幸好，我们要面对的不过是真实的社会和真实的人。他们要更复杂一点，而对待他们也需更细腻一些。《恶魔人》的书写方式好比壮阔的神话，少了一丝跌宕的生活实感。这种生活实感是由人与人在具体情境中的照面和纠缠所赋予的，我们的同情、悔恨或是其他情绪不仅仅是与生俱来的，它们得以充实是因为指向了具体的人和事。举个反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在一块悬置了具体场景的幕布下，法则制定者们围坐在一起，他们的社会身份被抽离了。尽管罗尔斯的目光穿透了我们固着在身份（identity）上的成见，但他所歌颂的“正义的模式”（柏拉图语）忽视了、或放弃了生成的维度，这使得人们只能根据着抽象化的理念（“正义”）来权衡、制定道德（moral）。但这种道德好像无法容纳厚实的伦理生活，无法让那倏忽即逝的情感涌流蜿蜒其中。只有戴上面罩的超级英雄才能确保正义的理念下降到感性世界，而我们凡人则在实际生活当中创造正义。
3.“没有爱……——我曾经这么认为。”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Raymond Carver
在剧集的结尾，同时也是世界的末日，飞鸟了在一块寂静星石上紧抱着不动明的上半尸身啼哭着。他的黄昏来临了。
这片景象让我想起《新世纪福音战士》，同样的血色海洋，同样的寂灭大地，同样是两个人，以及同样有关于爱。在剧场版《真心为你》（End of Evangelion）的最后一幕里，真嗣掐着明日香的脖颈——这是旧世界的终结时刻，也是新世界的原初场景。真嗣这位历尽苦痛的亚当似乎想要拒绝明日香这位夏娃。
真嗣在先前的经历中总祈求着他的孤独、他的伶仃能得到来自他者的回应甚至援救，但一次次碰上心之壁的经历却使得这些创痛裂口在身上结痂，对痛楚的应激性闪躲留下了散不尽的后遗，最终在白色大地上宣泄为对明日香的愤恨。
脸颊被轻抚着，紧掐着的手在颤抖；泪水伴着呜咽声滴了下来。真嗣最终还是松开了手。这宣示着他们两人，新的亚当和新的夏娃，要拖着伤痕累累的脆弱躯壳以及他们的大疲倦，肩负着作为世界之前史的圣兆（sinthome），在上帝已死的茫茫荒原里等待着某一种未来。伊甸园里从来没有无辜者，也从来没有什么爱，而只有在贯满悲戚的抚摸中被真切感受到的〝I need you.〞
所以，飞鸟了哀嚎“别抛下我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理解了什么是爱了吗？
在第五集中，槐梦为了救下死丽濡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与她合体。明问，恶魔之间存在着爱吗？了回答他说，恶魔是单纯的动物，只依本能行事，那不叫爱。明却说：“在我看来，那就像爱。”槐梦那片刻的真挚好像已经超越生物性的本能了，毋宁说是伦理性的、基于对死丽濡的共情和理解而作出的生死决断。
与他们相比，飞鸟了更像是爱无能的蝼蚁。如果说不动明、槐梦他们的爱立足于对他人的同情，那么飞鸟了的“爱”就恰好相反地立足于不能同情。他在审判世人的同时也跪倒在神的膝下，显得无比卑微。他所谓的爱是一种驱力（Trieb），隐秘地指向始终萦绕着心绪的不动明。而在大他者（Autre）/神的笼罩之下，这道重复的流转却始终不可能被满足的驱力、飞鸟了对不动明的致命依恋移置为毁灭世界的偏执——他（潜意识地）以为清除一切就能重新迎来明的拥抱。
但他们从始至终都是陌路人。
乍看上去，明似乎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常人，但在精神分析的语境中他恰恰是个特例：他与父母亲的羁绊，或者说家庭罗曼史（family romance），没有被明纳入心灵的回溯机制中，他和寄住家庭间也只是存留着宾客间的敬意，在第四集中的父母双亡（轼父！）更是使他摆脱了借以构成症状的主体历史而获得至高的纯洁性：对芸芸众生都施以无差别之爱。而倘若我们再留意一下结尾的景象，会惊奇地发现明死亡的定格只有上半身——借以彰显男性性征的下半身消失了，他是无性之人！惟有无性之人、惟有不存在丝毫私欲的无暇者才能逃脱尼采的批判目光，而实践一种真正利他的伦理——当然了，无性之人尚未属于可能之物。更有趣的是，飞鸟了作为六翼天使是雌雄同体的，同时具有着男女双方的性征。这种表面上的完满性正像他光鲜的社会身份（教授、“天才”）一样反衬出他内心的残缺：他的“爱”是巨婴式的，眼里没有真正的他者，而只有自我原欲的滞留和延展，等到失去一切的时候才肯直面自己的欲望真相：“别抛下我孤零零一个人”——这像不像《新世纪福音战士》里的“人类补完计划”？他们都以为“让一切回归起点”就能冲破内心的藩篱，但又有没有想过这只是一种根本的自欺（mauvaise foi）？
在这方面，汤浅政明所执导的另外两部姊妹篇动画《四叠半神话大系》和《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正好能看作《恶魔人》的反题。
狭小而又无穷无尽的“四叠半空间”就像飞鸟了自己亲手筑造的精神囚笼，呈现着舒适的幻象，却也表征着一种懦弱。其中的囚徒们还不是萨特所说的自为（pour-soi）的存在——但他们同时也能够是自为的存在。跟随着存在主义的足迹，人们会觉悟转变的契机是以悲剧英雄般的勇气承受起生存的重负，并意识到自己能为破碎而凌乱的眼前境况赋予意义。尽管自由会使人晕眩，“意义”也只是在茫茫黑夜里艰难地闪烁着——也许是若有似无地闪烁着——的灯塔光辉而已。但他踏出的这第一步标志着他不需要再记挂自己是被抛的，而是能够积极投身于所处的世界当中，进入和他者交互的言谈情境中。这是一种“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