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一个人没有选择是否以及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么，这个人是否有选择要不要以及如何离开这个世界的权利呢？
《巴比伦》讨论了这个非常经典的伦理学问题。
在片中，雄心勃勃的新域（类似于试验片区）域长斋开化制定了《自杀法》，规定人拥有选择是否杀死自己的权利。为了使《自杀法》合法化，和其他候选议员进行了电视公开辩论。
反对方分别从社会经济（自杀不利于社会发展）、道德（“杀人是不道德的”具有普遍性，所以自杀也是不道德的）、法律（自杀法本身与现有的“委托杀人罪”和“帮助自杀罪”等法律条文相违背）和人类的非理性（人类对死亡有本能的恐惧和排斥，无法理性地实施《自杀法》，会凭着感性阻止他人自杀）等角度表达了对《自杀法》的否定。
斋的反驳颇有意思。
首先，他以加拿大对大麻解禁导致大麻使用量下降的例子作为对比，试图表明：《自杀法》不一定会导致自杀数量的增加；
另外又以世人对于同性恋态度的转变，表示道德和法律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的，并举例说，古罗马社会曾经接受自杀行为，直到出现了奴隶自杀的现象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以及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明确表达了对自杀行为的反对后，才开始出现了基督教社会对自杀行为的长期反对。
最后，他指出通过《自杀法》的规范，可以引导人主动思考自杀的选项，而不是任由非理性的情感控制自己。只是在可操作性上，斋并没有很好地提出反驳，因为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确在本能地阻止他人自杀。
为了博得人们的支持，他转而将自杀和器官移植捐献联系到一起，指出自杀权将允许人们自由捐献给陌生人器官，拯救更多的人。最后，凭着这种偷换概念博人同情的策略，《自杀法》的提案得以通过。
那么，今天的人类社会，人究竟是否有权利自杀？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权利。根据洛克的观点，权利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做某种事的自由，一方面不干涉他人的义务，就像用篱笆围起来的领地，在篱笆里面有做任何事的自由，而又有不打破篱笆的义务。
我们通常所说的权利，其实有两类：自然权利和法定权利。前者就是我们常说的“天赋人权”，被认为不证自明且具有普遍性，包括人的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和财产所有权。对于社会契约论来说，个人将自然权利转让给联合体（国家）。洛克认为是只转让了财产权，所以国家没有剥夺个人生命权的权力，可以推论：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自杀，完全由他自己说了算；卢梭则认为转让了所有的自然权利，国家有权保护和侵犯个人的生命，可以推论：人不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自杀，国家有权干预和阻止。
在我国的《民法通则》里，生命权就是生命健康权，其主体和客体都是人自身。由于法律不允许“以生命直接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因此生命权是不能被抛弃和转让的，也就是说，在我国，没有放弃生命健康权的自由——自杀权一说。并且，与自杀相关的人是要受法律惩罚的，包括以下几项罪名：
委托杀人罪：受害者委托他人将自己杀死；
承诺杀人罪：受害者允许他人将自己杀死；
自杀教唆罪：教唆没有自杀意愿的人并使其决定自杀；
帮助自杀罪：帮助决定自杀的人完成自杀；
事实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传统上对于自杀行为的唯一合法且合乎道德伦理的态度就是：阻止自杀。这样的态度基于一种假设——没有人是真正想死的，任何想要自杀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受到某种心理问题的困扰，因此人应该采取行动，阻止人自杀。
既然事实上并不存在“自杀权”这样的权利，那么下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摆在面前：自杀是一件坏事吗？什么是好/善，什么是不好/恶？这就是在故事中，为什么G7峰会最后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通过一系列冗长的探讨后，美国总统亚历克斯发现：避免死亡、维持生存是产生道德的根源，所谓的“善”就是持续下去——维持生存；所谓的“恶”就是终结——死亡。在这个意义上，自杀毫无疑问是“恶”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认为自己有义务阻止他人死亡，而对于那些杀人犯有着明确的罪恶感。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粗鄙的结论，因为自杀并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意义的行为。最典型的恰恰在以道德为准绳的中国传统社会：善恶的标准其实来自于周朝的礼制，并经由孔子发扬光大，形成一套完整的家庭伦理秩序理论。一件事是否是对的，最直接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扰乱还是巩固了伦理秩序。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有些人自杀是好的（比如祸臣贼子），而有些人自杀则是恶的。
在美国等国家，自杀未遂甚至还要坐牢，接受惩罚。或许谈不上犯罪，但的的确确违法。
也许《巴比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让我们得以再次反思一种观点：关于自杀，我们的前提假设——所有人都追求更好地活着——是否成立？
如果一个人单纯想要自杀，并且保持理性，没有任何心理疾病，我们该如何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