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一個人沒有選擇是否以及怎樣來到這個世界的權利；
那麼，這個人是否有選擇要不要以及如何離開這個世界的權利呢？
《巴比倫》討論了這個非常經典的倫理學問題。
在片中，雄心勃勃的新域（類似於試驗片區）域長齋開化制定了《自殺法》，規定人擁有選擇是否殺死自己的權利。為了使《自殺法》合法化，和其他候選議員進行了電視公開辯論。
反對方分別從社會經濟（自殺不利於社會發展）、道德（“殺人是不道德的”具有普遍性，所以自殺也是不道德的）、法律（自殺法本身與現有的“委託殺人罪”和“幫助自殺罪”等法律條文相違背）和人類的非理性（人類對死亡有本能的恐懼和排斥，無法理性地實施《自殺法》，會憑著感性阻止他人自殺）等角度表達了對《自殺法》的否定。
齋的反駁頗有意思。
首先，他以加拿大對大麻解禁導致大麻使用量下降的例子作為對比，試圖表明：《自殺法》不一定會導致自殺數量的增加；
另外又以世人對於同性戀態度的轉變，表示道德和法律的態度並非一成不變的，並舉例說，古羅馬社會曾經接受自殺行為，直到出現了奴隸自殺的現象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以及聖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明確表達了對自殺行為的反對後，才開始出現了基督教社會對自殺行為的長期反對。
最後，他指出通過《自殺法》的規範，可以引導人主動思考自殺的選項，而不是任由非理性的情感控制自己。只是在可操作性上，齋並沒有很好地提出反駁，因為現實社會中，人們的確在本能地阻止他人自殺。
為了博得人們的支持，他轉而將自殺和器官移植捐獻聯繫到一起，指出自殺權將允許人們自由捐獻給陌生人器官，拯救更多的人。最後，憑著這種偷換概念博人同情的策略，《自殺法》的提案得以通過。
那麼，今天的人類社會，人究竟是否有權利自殺？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什麼是權利。根據洛克的觀點，權利有兩層含義：一方面是做某種事的自由，一方面不干涉他人的義務，就像用籬笆圍起來的領地，在籬笆裡面有做任何事的自由，而又有不打破籬笆的義務。
我們通常所說的權利，其實有兩類：自然權利和法定權利。前者就是我們常說的“天賦人權”，被認為不證自明且具有普遍性，包括人的生存平等權、生命權、自由權、幸福權和財產所有權。對於社會契約論來說，個人將自然權利轉讓給聯合體（國家）。洛克認為是隻轉讓了財產權，所以國家沒有剝奪個人生命權的權力，可以推論：人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自殺，完全由他自己說了算；盧梭則認為轉讓了所有的自然權利，國家有權保護和侵犯個人的生命，可以推論：人不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自殺，國家有權干預和阻止。
在我國的《民法通則》裡，生命權就是生命健康權，其主體和客體都是人自身。由於法律不允許“以生命直接作為實現目的的手段”，因此生命權是不能被拋棄和轉讓的，也就是說，在我國，沒有放棄生命健康權的自由——自殺權一說。並且，與自殺相關的人是要受法律懲罰的，包括以下幾項罪名：
委託殺人罪：受害者委託他人將自己殺死；
承諾殺人罪：受害者允許他人將自己殺死；
自殺教唆罪：教唆沒有自殺意願的人並使其決定自殺；
幫助自殺罪：幫助決定自殺的人完成自殺；
事實上，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傳統上對於自殺行為的唯一合法且合乎道德倫理的態度就是：阻止自殺。這樣的態度基於一種假設——沒有人是真正想死的，任何想要自殺的人都會或多或少受到某種心理問題的困擾，因此人應該採取行動，阻止人自殺。
既然事實上並不存在“自殺權”這樣的權利，那麼下一個更深入的問題擺在面前：自殺是一件壞事嗎？什麼是好/善，什麼是不好/惡？這就是在故事中，為什麼G7峰會最後要討論這樣一個問題。
通過一系列冗長的探討後，美國總統亞歷克斯發現：避免死亡、維持生存是產生道德的根源，所謂的“善”就是持續下去——維持生存；所謂的“惡”就是終結——死亡。在這個意義上，自殺毫無疑問是“惡”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人們會認為自己有義務阻止他人死亡，而對於那些殺人犯有著明確的罪惡感。
當然，這是一個非常粗鄙的結論，因為自殺並不僅僅是一種生物學意義的行為。最典型的恰恰在以道德為準繩的中國傳統社會：善惡的標準其實來自於周朝的禮制，並經由孔子發揚光大，形成一套完整的家庭倫理秩序理論。一件事是否是對的，最直接的標準就是看它是否擾亂還是鞏固了倫理秩序。因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有些人自殺是好的（比如禍臣賊子），而有些人自殺則是惡的。
在美國等國家，自殺未遂甚至還要坐牢，接受懲罰。或許談不上犯罪，但的的確確違法。
也許《巴比倫》的一個重要貢獻在於讓我們得以再次反思一種觀點：關於自殺，我們的前提假設——所有人都追求更好地活著——是否成立？
如果一個人單純想要自殺，並且保持理性，沒有任何心理疾病，我們該如何面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