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心理中“受害者”心理与“责任人”心理的纠缠 ——以《新世纪福音战士》与《老友记》为例

我们曾经所经历的，尤其是儿时所经历的创伤对我们的人格以及潜意识的形成变化有深刻的影响。有些时候，并非我们已经忘却，而是由于心理上的痛苦，它们被意识所抑制，无从使我们感知。但如果我们极力搜寻，仍能从记忆的角落找到那件我们或许已经释然的受伤经历，它们仍然刺痛，但时隔多年，我们似乎已经能够心平气和地看待它们，而谁又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已经放下。当时间积淀，我们从受伤的绝望中抽离，试图能找到一种让自己与过去和解的方式，对多数人而言，这种方式是将自己从“受害者”的角色中脱离，转化为“责任人”，通过反思自身来让仇恨部分地转化为自责与内疚，达到心理的平衡和自我牺牲的内在满足感。我认为每个人的内在情绪中都会存在这样一种转化，这是自我保护的方式，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将其表达为显性的心理，这往往与社会文化的心理有关，而对于东亚式的心理和西方式的心理，这种表达便是不一样的。

我最为热爱的两部剧集，《新世纪福音战士》（下称《EVA》）与《老友记》，其主要人物的心理图示，尤其是对待童年创伤的心理图示，恰恰符合我对东西方文化心理的认知。

碇真嗣，《EVA》塑造最为成功也最为深刻的形象，是一个有着巨大心理障碍的少年，这种心理障碍既来自于其承担的残酷责任与其懦弱性格的矛盾冲突，又来自于其童年母亲猝逝、父亲抛弃的痛苦回忆。其实碇真嗣是一个被命运所摆布的孩子：其父碇源堂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男人，在其秘密参与的一项“人类补完计划”中，碇真嗣的母亲碇唯死于一场事故。他的父亲间接杀害了他的母亲，不久又将他抛弃，给他留下了永久而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而后又因计划需要，强迫他来驾驶载有他母亲一部分灵魂的初号机。碇真嗣数次逃离，痛不欲生。

但当我们为他的身世叹息，或谴责其父的残忍无情之时，却在tv版和剧场版中数次看到碇真嗣痛苦的内心独白：不断地猛烈攻击自己的懦弱、虚伪以及冷漠，持续地悲叹自己生活的巨大孤独，巨大的无依无靠。可见他以强烈的“责任感”迅速融入了自己“受伤害”的现实，从而让“自责”和“受伤”两种情绪互相产生，互相循环。在此过程中，其父一度缺位，但却在他渴望情感的心理中出现，他是作为碇真嗣渴望感情的对象，而非无情的摧毁者、戕害者。

而相对地，《老友记》中的五个不再年轻的年轻人，谈到自己的童年创伤，却似乎远未释怀，仍不依不饶地指责着当年的“施害者”，即使大多没有太大恶意。例如，当三十多岁的罗斯谈到小时候在房间里玩恐龙而被其父指责“为什幺不像个男孩子一样去外面玩”时，委屈地抽噎起来；每当莫妮卡想起自己童年时被父母忽视的经历，都会毫不犹豫地怪罪父母；钱德勒会用他一贯的讽刺的口吻阴阳怪气地揶揄他那因变性而毁了他童年的父亲；菲比也一定程度上将她早年的流浪经历归结于其母的自杀和其父的入狱。他们早已成人，但当谈到童年的伤痛，却似乎变成了孩子，不再去反思自己的责任——或许是东亚人眼中的孩子。

产生这样的区别，或许与东亚（如日本与中国）与西方（如美国）的文化心理的差异有关。Kitayama和Markus 的著名实验揭露了这种差异：东亚文化心理是依赖型的，倾向于模仿、依靠他人，其心理以他人与自己的关系为中心，与他人的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成为了个体的目的而非达成自己目标的方法；而西方文化心理则是独立型的，以自己的人格为中心，人际关系不过是自身的附属，而自己的良好生活与精神满足才是最终目的。

《EVA》中的碇真嗣是一种典型的日本孩子，这种懦弱胆怯、内向自卑的形象多次在其他日本导演（如北野武）的影片（《菊次郎的夏天》《坏孩子的天空》）中出现。他表现出对他人（尤其是父亲）强烈的依赖甚至依恋，渴望父亲的认可，这种情感淹没了对父亲的仇恨，从而他倾向于批判自己的内心，由“受害者”转而成为“责任人”；而《老友记》中所描绘的亲子关系远没有《EVA》中紧密，它们更像是一种朋友的关系，父母在五个老友的生命中终究是配角与过客，虽然同样十分重要。在这种关系下，他们更倾向于站在自身的立场，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从而无所自责地怪罪父母对自己童年的伤害，坚守着“受害者”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