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文化心理中“受害者”心理與“責任人”心理的糾纏 ——以《新世紀福音戰士》與《老友記》為例

我們曾經所經歷的，尤其是兒時所經歷的創傷對我們的人格以及潛意識的形成變化有深刻的影響。有些時候，並非我們已經忘卻，而是由於心理上的痛苦，它們被意識所抑制，無從使我們感知。但如果我們極力搜尋，仍能從記憶的角落找到那件我們或許已經釋然的受傷經歷，它們仍然刺痛，但時隔多年，我們似乎已經能夠心平氣和地看待它們，而誰又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已經放下。當時間積澱，我們從受傷的絕望中抽離，試圖能找到一種讓自己與過去和解的方式，對多數人而言，這種方式是將自己從“受害者”的角色中脫離，轉化為“責任人”，通過反思自身來讓仇恨部分地轉化為自責與內疚，達到心理的平衡和自我犧牲的內在滿足感。我認為每個人的內在情緒中都會存在這樣一種轉化，這是自我保護的方式，但不是所有人都會將其表達為顯性的心理，這往往與社會文化的心理有關，而對於東亞式的心理和西方式的心理，這種表達便是不一樣的。

我最為熱愛的兩部劇集，《新世紀福音戰士》（下稱《EVA》）與《老友記》，其主要人物的心理圖示，尤其是對待童年創傷的心理圖示，恰恰符合我對東西方文化心理的認知。

碇真嗣，《EVA》塑造最為成功也最為深刻的形象，是一個有著巨大心理障礙的少年，這種心理障礙既來自於其承擔的殘酷責任與其懦弱性格的矛盾衝突，又來自於其童年母親猝逝、父親拋棄的痛苦回憶。其實碇真嗣是一個被命運所擺佈的孩子：其父碇源堂是一個野心勃勃的男人，在其祕密參與的一項“人類補完計劃”中，碇真嗣的母親碇唯死於一場事故。他的父親間接殺害了他的母親，不久又將他拋棄，給他留下了永久而不可磨滅的心理創傷，而後又因計劃需要，強迫他來駕駛載有他母親一部分靈魂的初號機。碇真嗣數次逃離，痛不欲生。

但當我們為他的身世嘆息，或譴責其父的殘忍無情之時，卻在tv版和劇場版中數次看到碇真嗣痛苦的內心獨白：不斷地猛烈攻擊自己的懦弱、虛偽以及冷漠，持續地悲嘆自己生活的巨大孤獨，巨大的無依無靠。可見他以強烈的“責任感”迅速融入了自己“受傷害”的現實，從而讓“自責”和“受傷”兩種情緒互相產生，互相循環。在此過程中，其父一度缺位，但卻在他渴望情感的心理中出現，他是作為碇真嗣渴望感情的對象，而非無情的摧毀者、戕害者。

而相對地，《老友記》中的五個不再年輕的年輕人，談到自己的童年創傷，卻似乎遠未釋懷，仍不依不饒地指責著當年的“施害者”，即使大多沒有太大惡意。例如，當三十多歲的羅斯談到小時候在房間裡玩恐龍而被其父指責“為什么不像個男孩子一樣去外面玩”時，委屈地抽噎起來；每當莫妮卡想起自己童年時被父母忽視的經歷，都會毫不猶豫地怪罪父母；錢德勒會用他一貫的諷刺的口吻陰陽怪氣地揶揄他那因變性而毀了他童年的父親；菲比也一定程度上將她早年的流浪經歷歸結於其母的自殺和其父的入獄。他們早已成人，但當談到童年的傷痛，卻似乎變成了孩子，不再去反思自己的責任——或許是東亞人眼中的孩子。

產生這樣的區別，或許與東亞（如日本與中國）與西方（如美國）的文化心理的差異有關。Kitayama和Markus 的著名實驗揭露了這種差異：東亞文化心理是依賴型的，傾向於模仿、依靠他人，其心理以他人與自己的關係為中心，與他人的關係（尤其是親密關係）成為了個體的目的而非達成自己目標的方法；而西方文化心理則是獨立型的，以自己的人格為中心，人際關係不過是自身的附屬，而自己的良好生活與精神滿足才是最終目的。

《EVA》中的碇真嗣是一種典型的日本孩子，這種懦弱膽怯、內向自卑的形象多次在其他日本導演（如北野武）的影片（《菊次郎的夏天》《壞孩子的天空》）中出現。他表現出對他人（尤其是父親）強烈的依賴甚至依戀，渴望父親的認可，這種情感淹沒了對父親的仇恨，從而他傾向於批判自己的內心，由“受害者”轉而成為“責任人”；而《老友記》中所描繪的親子關係遠沒有《EVA》中緊密，它們更像是一種朋友的關係，父母在五個老友的生命中終究是配角與過客，雖然同樣十分重要。在這種關係下，他們更傾向於站在自身的立場，為自己的利益考慮，從而無所自責地怪罪父母對自己童年的傷害，堅守著“受害者”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