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的蛻變——《幽靈公主》

       貌似從來沒有寫過宮崎駿的片子，那就嘗試一下吧。
    很喜歡宮崎駿。他對自然界與社會體系之間矛盾的關注甚至超過了他對電影本身的興趣，這不光是出於一名導演關注世界的本能，也是作為一個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個體應該具備的責任感。所以，宮崎駿無論作為導演，還是作為一個人，他都是應該被尊重的。
但是作為一個執著的導演，宮崎駿必然會陷入到深沉的痛苦之中——如同那個臥軌的詩人一樣。這種痛苦，其實和一位世界觀和電影觀念都與宮崎駿有異曲同工之妙的美國導演——詹姆斯卡梅隆有相通之處。所不同的是，卡梅隆幾乎是很輕鬆地放下了這種痛苦的過程，也肯定了人類的光芒和理性對於這個世界更加重要；而宮崎駿則是幾乎不相信人類可以被改變。這樣的痛苦和決絕，才產生了電影《幽靈公主》。
    無論從任何一個方面看，《幽靈公主》都並不是十分典型的宮崎駿電影。的確，少女、魔法、飛行、城堡、自然，種種宮崎駿的標籤在《幽靈公主》中同樣不一而足。但是，宮崎駿以往的溫潤平和換成了衝動與狂躁，在其他影片中可以妥協的矛盾在這部電影中變成了強加上的團圓結尾。這一切都不再是那個擁有著面對世界的勇氣和希望的宮崎駿。《幽靈公主》對於宮崎駿來說，是一次頗為堅決的自我否定——用自己過去使用過的所有技巧，去詮釋一個和自己堅持的觀點相悖的母題。所以，對於《幽靈公主》的理解，應該基於對宮崎駿電影歷程的剖析之上。
    記得之前曾經寫過《空中殺手》，說過宮崎駿和押井守之間的關係。在我看來，如果說押井守就是日本動畫界的溝口或小津，那麼宮崎駿和黑澤明就是很相像的兩個人了。二者的電影中都很好地結合了日本自身的民族氣質和國際化的普世價值，所以兩人都具備強大的國際影響力。宮崎駿的這種影響力來源於他始終保持對這個世界的超越種族的關注和期盼人與自然恆久共存的願望。可是這樣一來，他必須能容得下自然與人這兩方面的一切仇恨與憤怒，才不至於迷失自己的方向。在《幽靈公主》之前，宮崎駿一直在人與自然的平衡中做得很棒。無論是《風之谷》、《天空之城》還是《龍貓》、《小魔女宅急便》，這種平衡在這些影片中似乎都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甚至在《龍貓》中，這種美好與安詳變得極度理想化——但是對美好的嚮往並不能等同於對現實的錯覺。這種錯誤的判斷產生的極端追求，才催生了《幽靈公主》。
    在《幽靈公主》中，一種令人窒息的恐怖和悲愴貫穿了影片始終。從開場時久石讓悲壯的音樂，到豬神眼中至死不息的憤怒火焰，宮崎駿對於自然和人類都已經不再寬容：他內心的愛與憐憫已經不足以原諒兩者之間愈演愈烈的現實矛盾。或許，連宮崎駿也無法確定《幽靈公主》的觀點到底是不是他內心的真實想法。在這種時刻，一次放縱似的發洩往往比冷靜的評價更有價值一些——這樣的表現讓他能夠更加認清自己，並且承認自己，原諒自己：宮崎駿此時終於作為一個人而不是一個導演存在於影片之中，表現出了日本民族性中極端的一面，而非僅僅是將日本文化“菊與刀”中“菊”的方面展示出來，而否認“刀”的存在。
    事實證明，這樣的發洩起到了正面的作用。隨後宮崎駿沉寂數年拍出的《千與千尋》在經歷了《幽靈公主》的絕望之後，開始更強烈地自省，具備了更輕鬆的格調，並且加入了成長的主題。一個更加博愛、更加平和也更貼近現實的宮崎駿誕生了。在這樣華麗的蛻變中，《幽靈公主》的地位顯然是舉足輕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