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身份政治

在天氣之子中，新海誠拋出了這麼一個問題：自己喜歡的女孩子的性命，和一整座城市的人的身家，要怎麼選？社會常識和功利主義下的答案簡直是明確到不能再明確。但是就像我一直引用的羅蒂所說的，正義無非就是較大的忠誠。什麼是對的取決於你對誰負責。在一個冷淡無情的社會面前，生活中出現的唯一的拯救自然比我不認識的那些路人甲乙丙重要得多。其他人在數量上的優勢再大，但我對於這個虛假的集合概念也沒有感情，你用社會常識和功利主義約束我說要放棄生命中的光來救我不認識的陌生人，這對我來說是強人所難，是用他人的道德綁架我，是不可欲的。況且，作為被時代拋棄的小鎮青年，這個社會是否有我作為大共同體一員的歸屬感？進一步，人到底有沒有對大共同體負責的必要？

一部優秀的文藝作品必須給予人物一切行為充分的動機，即合理化。在這點上非常優秀的巨人中，最後的討伐艾倫小隊裡又有幾個人是純粹出於對人類這一最大共同體負責的態度的呢？同樣可以對比心理測量者第一季中的朱爺，生在長在西比拉時代的她，就有一種天然的為了人類好要保留西比拉的態度，這給人的感覺就很莫名其妙，在動機不順暢的情況下，設定必然只能吃一季的福利，後面的劇情會讓人越看越彆扭。正常人的愛恨情仇才可能讓人理解和共情/移情，而這些情緒波動也只有在小共同體中才有產生的可能。

我不禁進一步思考，左翼沉迷於話語建構，創作了一個又一個基於種族、膚色等身份認同的共同體，右翼更是高舉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大旗，全面推行本國優先，努力構建民族國家這一大共同體，無關左右，本質上都是一種身份政治。但這些能夠代表人類目前最高製作水平的文藝作品顯然在不斷地解構這種大共同體認同，重新在強調人與人真實的情感與聯繫的重要性，這種觀念有一定的右邊的保守價值的傳統，是對甚囂塵上的民族主義的一種修正，對於消失了“家庭”這一最基本的小共同體的左翼話語來說更有意義，從身份認同走向情感認同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縱觀普遍的簡中評論，人們確實始終無法擺脫所謂的“宏大敘事”，陷入“整體利益”“人類進步”之類的空洞概念裡無法自拔，用庸俗功利主義的數字比較來做決定。是什麼讓人們特別是年輕人喪失了基本的情感能力？對我們來說究竟什麼是重要的？究竟什麼是真實的？每個幽暗逼仄的絕望深夜裡，給你一枚毀滅人類的按鈕，你真的不想按下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