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氣之子

非原創 無論是三年前在日本國內引起轟動的《你的名字》，還是《天氣之子》，新海誠的作品總是離不開“世界系”類型的故事，儘管這一類型的亞文化作品早已不像2000年代初那樣流行。仍然沿用東浩紀的簡明定義:“世界系”作品的特徵在於，男女主角之間的“小小戀愛”被直接和“世界的存亡”這種大問題聯繫在一起，跳過社會關係的種種中介。(不過要說“世界系”，這也不是日本亞文化的原創，國朝小時代裡也有……) 《天氣之子》並不例外:男主角帆高是一個“上京”的16歲少年，由於找不到工作，最終在從事都市傳說等奇聞異事報道的須賀那裡謀得一職。帆高在尋找“晴天少女”的過程中遇到了具有暫時改變氣象能力的女主角陽菜，即真正的“晴女”。後者在母親病重時，偶然踏入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神社，因而成了“巫女”。作為“晴女”的代價是，她需要犧牲自己才能停止東京連日的大雨。當陽菜自我犧牲之後，帆高盡其所能尋找對方，最終也進入“雲上的世界”而將其救出。東京因此遭遇三年大雨，整個城市大部分被水淹沒。在電影的最後，帆高看到已經失去能力的陽菜在路邊祈禱，兩人重逢並擁抱在一起。 純粹而天真的愛情、“對方”和“世界”之間非此即彼的選擇、人物社會背景的概念化，以及某種意義上的男性自戀:可以說，從早年的《星之聲》到《你的名字》，再到如今的《天氣之子》，新海誠執拗地重複著“世界系”的故事——或者說，通過不斷的“重複”而探討著“世界系”的可能性。儘管在《天氣之子》中出現了警察、暴力團伙、傳統民俗等“社會”因素(這些在《你的名字》裡也可以見到，並且頗具迷惑性——就和當年EVA裡的宗教元素一樣具有迷惑性)，“社會”最終仍然只是在男女主角的戀愛關係之中增添一些曲折而已。不過，正因為新海誠對於“世界系”類型的堅持，如果我們仍然停留在“世界系”的“科普”層面，恐怕就無法把握《天氣之子》真正值得玩味之處。(第二個“不過”:不過，如果我們放棄“世界系”的設定性框架，以“通常”的方式——例如，以理解好萊塢大片的敘事邏輯的方式——來理解這部電影，那麼只能說，這個故事本身沒有太多值得回味的地方，甚至不那麼“有趣”。) 從某種意義上說，《天氣之子》構成了對於《你的名字》的某種批評的回答。在一部分日本觀眾看來，以“將故事的bad end變成good end”為特徵的《你的名字》，構成了對發生於2011年3月11日的災難的一種奇特的慰藉，即“當它沒有發生那樣忘記就好了”。在此基礎上表現出來的“閃閃發光的日本”，體現的或許恰恰不是災難後重建日常生活的希望，而是新海誠所屬的戰後一代“御宅族”們的不負責任。 如果將“災難後的日常生活”這一維度引入《天氣之子》，那麼新海誠對於上述批評的回答便不難發現了。電影中男主角為了救女主角時說道:“天氣什麼的，惡劣就惡劣好了!”如果說在《你的名字》中，災難被處理為男女主角終成眷屬的過程中的一個辨證否定環節，從而得到克服——換句話說，“世界系”設定中的兩極，從“難題”的結構變成了“正題—反題”的結構——那麼在《天氣之子》這裡，“世界系”的兩極以及由此產生的倫理難題，從一開始就被消解了:男主角根本不打算為了“世界”而犧牲他與女主角之間的“小小戀愛”。正因如此，當女主角最終決定成為“人柱”的時候，決定性的契機居然是問男主角:你希望天晴嗎?——“希望天晴”和“自我犧牲”之間的不對稱性，與其說是影片敘事的缺陷，不如說反映了新海誠的倫理態度。對於從社會倫理和責任等“大問題”出發的批評，新海誠的回答是:這些都無所謂。的確，還有比這更“不負責任”的態度嗎? 不過，問題或許要稍微複雜一些。可以說，與《你的名字》的批評者們提出的、基於社會責任的“強倫理”相對，新海誠在《天氣之子》中給出了一種“弱倫理”。當帆高救出陽菜，東京開始遭遇經年大雨後，原先的上司須賀對帆高說:別以為你們改變了世界，“反正世界本來就是瘋狂的”。同樣，婆婆富美也安慰帆高:如今被淹沒的東京只是“回到了幾百年前本來的樣子”罷了。然而，當帆高看到在路邊祈禱的陽菜，他的內心獨白卻是:“不對。世界並不是最初開始就瘋狂了。是我們改變了世界。” 在這裡，先前“大人們”對於“世界”的理解，和帆高的理解之間，出現了微妙的偏轉:對於前者而言，帆高的舉動從根本上來說對於社會的變化起不了作用，因而無足掛齒——這幾乎構成了對於“世界系”類型的基本設定的嘲諷(你們的“小小戀愛”牽動著世界的存亡?cut the crap!——或者用須賀的話說:單單犧牲一個晴女就能改變氣象，還有比這更好的事情嗎?);但對於後者而言，“我們改變了世界”中的“世界”，已經因為男女主角之間的一系列事件和決斷而變得和“原來”不同了。也就是說，“世界”被分成了“陽菜成為晴女的世界”和“陽菜拒絕成為晴女的世界”，而男主角的個人決斷使得這兩個世界之間無法調和，儘管在“大人們”的眼光裡，兩者並不存在具有重大意義的斷裂。 值得注意的是，陽菜不僅拒絕成為晴女、拒絕“拯救世界”，而且拒絕了自己的社會意義:當她還是晴女的時候，她對於“改變氣候”這一“兼職”說道:“我喜歡這份工作。晴女的工作。我呀，終於明白了自己的角色。”甚至自我犧牲、成為“人柱”這件事，也意味著陽菜作為“巫女”而完成自身社會身份的使命。於是，就影片本身而言，這一對於“社會”、對於“他人”的作用一旦消失，便意味著陽菜選擇了帆高決斷下的另一個世界，一個剝離、否棄“社會”的、“世界系”意義上的“世界”。《天氣之子》以濃墨重彩的方式，表現出新海誠對“世界系”之“世界”的肯定、對“社會”的否定:帆高甚至舉槍對準警察…… 在這個意義上，帆高那裡的兩個“世界”的斷裂，便是“世界系”類型的內部和外部的斷裂，或者說是“世界”與“社會”的斷裂。通過讓男女主角堅持停留在“世界系”的“世界”之中，通過拒絕與“社會”達成和解，新海誠拒絕了人們從《你的名字》中讀出的倫理意義和社會心理學意義，從而將“倫理”封閉在“個人決斷”所涉及的狹小空間(“世界”)之中。 “神啊，求你從此不要給我們什麼，也不要從我們這裡奪走什麼。”帆高在短暫的幸福時光中如此祈禱道。新海誠留給觀眾的“世界系”倫理，最終通往了宇野常寬所謂的“決斷主義”:只要忠貞於你自己的決斷，你的行為就是負責的。 在《天氣之子》的宣傳手冊上，新海誠寫道:“如今的世界是我們自身選擇的結果。……但另一方面，對於年輕人而言…他們出生時這個世界就是這個樣子，他們無法選擇，只能在此生活下去。”在這裡，“我們”和“年輕人”之間的差異，與其說是代際的差異，不如說是“世界系”作品的“弱倫理”及其外部的“強倫理”之間的對峙。甚至這不是“選擇”何種倫理的問題，而是“無法選擇”，不得不將自己封閉在“世界”之中的狀態。否則……否則怎麼樣呢?在這樣的對峙下，陽菜失去能力後的祈禱又有什麼意義呢?它只能在“強倫理”的社會中表現出一種姿態(“假裝”與社會發生關係、“扮演”晴女的角色)，而無法承擔起任何倫理責任。一邊為大型工業製作宣傳廣告、一邊恪守“世界系”故事的新海誠，最終選擇的倫理位置，弔詭地與“宅男”們自我滿足的半封閉生活達成了一致:我的生活的全部意義與價值，來自我的日常生活——甚至，它改變與否也完全取決於我自己的決定。 論者或許可以從上述“倫理”態度中嗅出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文化邏輯，不過這已經距離新海誠的“世界”太遠了。(再扯一句:儘管新自由主義具有全球性，但從這裡一步過渡到文化批評，動畫片也是新自由主義，好萊塢大片也是新自由主義，看啥都是“新自由主義”，這種批評同樣很“新自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