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和至善至美的人格

和子的原型的確是太田，但其在書中其實也一樣體現了作者自己。如果說弟弟直治是那個拒斥和懷疑的自我，那麼姐姐和子就是那個依賴和接受的自我了。這種偏軟弱的性格特徵以女性形象出現也是很貼切的，事實上在《女生徒》及許多其他作品中，太宰治早已多次通過女性形象來表達自我了。當弟弟直治對母親若即若離時，姐姐卻是發自內心仰慕母親，並未母親的離去而感到悲慟和彷徨，這正是太宰治心中的自我理想人格破滅後所產生的強烈無助感的寫照。於是，當這個理想的自我瀕臨毀滅時，和子便如同著魔一般地迷戀上了一個僅有一面之緣的男人，也就是直治的老師“上原先生”，猶如落水之人死死抱住一片木板。不用說，上原先生依舊是太宰治自己，是身為作家的中年太宰治的分身。和子對其的戀慕，既是理想人格破滅後對現實人格的自我肯定，也是其對身為作家的自我與外界關係的期許。從之前的分析不難看出，無論是姐姐還是弟弟，都表現出相當的精神病症狀。事實上太宰治本人也確被其主治醫生診斷為精神病。然而正如精神分析學者弗洛姆所說，比起所謂的正常人，精神病人有著更加完整的自我，他們可以被視為在爭奪自我的戰鬥中不準備徹底投降的人”。用這話來形容太宰治，可謂恰如其分，他所表現出來的一切病態、頹廢、拒斥、依賴乃至自我毀滅，歸根到底都是為了保留那個純粹的自我，而絕不願意去“適應社會”，去和陳腐的道德倫理以及世俗的價值觀妥協。然而在弗洛姆看來，雖然精神病人是值得尊敬的抵抗者，但終究是失敗者，因為他們保衛自我的方式就是自我封閉，從而放棄了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聯繫，也就失去了對外部世界的影響力。某種程度上，太宰治也是一個自我封閉者，他蜷縮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去構建屬於自己的理想和至善至美的人格。然而他畢竟不同於一般的精神病，他還保持著一個與外界聯繫的渠道，那就是他的文學創作。通過創作作品，他向外界展現了自己的理想世界，並極力批判舊的道德和社會體系。在這裡，理想和現實暫時獲得了統一。他甚至希望通過作品而獲得肯定，正如書中上原獲得了和子姐弟的肯定一樣。
 　　
　　然而作為作家的太宰治也一樣無法完成自我救贖，因為他始終無法擺脫自卑，也就無法真正自愛和自我肯定，每一次自我肯定的嘗試必然帶來更強烈的自我否定。這也是因為他難以建立起真正的精神寄託。對比另一位同樣童年不幸的批判作家奧威爾，兩者的不同就分明瞭。奧威爾對現實的批判，建立在其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的信念之上，而太宰治雖然投身革命，卻並未建立這種顛撲不破的信念。正如書中的和子所說，她雖然認為“革命和戀愛一樣是美好的事情”，但其實並不能讀懂革命的著作。她所以戀慕革命，只是因為其中所帶有的那種摧毀舊世界的勇氣。而當現實革命遭受挫折，他便再次陷入懷疑的泥沼，如直治一般認為“一切主義都是虛偽的”。因此，他的批判矛頭無法向奧威爾那樣直指社會，只能指向他自身。正如他無法成為基督，而只能成為叛徒猶大。唯有在自我懲罰中，他才能得到救贖，而在現實中，他也只能作為一個放浪形骸者而存在。並且他也清楚，這種自我放逐，只是另一種形式的自我毀滅罷了。和子在歷盡辛苦，找到了上原先生後，卻發現後者只是一個糟老頭而已，最後委身於他，也只是“可憐他”。說到底，作家的太宰治依舊無法自我肯定，依舊只能在分裂之中苦苦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