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烏托邦的恐怖

反烏托邦作品所描寫的恐怖之處就在於當體制通過高度發達的科技完全滲透到社會系統的每一面之後，個體就幾乎完全喪失了反抗體制的能力與立場。任何對於改變體制改革努力和嘗試一方面被體制牢牢控制住，幾乎不可能會發生；而另一方面是，即使這種改變得以發生乃至成功，其代價則是要徹底顛覆毀滅由體制本身所構建的社會系統，引發災難性的社會癱瘓。而這種結果同樣是不可接受的——換句話說，等於是體制完全綁架了社會個體，毀滅意味著同歸於盡。於是激進的反抗者會成為恐怖分子，通過足以引起社會恐慌的恐怖活動來向體制和系統宣戰，然而這種宣戰本身是徒勞的，其既不可能直接改變體制，亦難以脅迫體制自身作出改變；而溫和的反抗者則會在改革者和體制幫凶這兩種角色間徘徊反覆，他們不滿於接受體制所安排的社會生活，卻也無法接受由反體制派的恐怖分子的激進理念。他們一邊努力逃離體制的監視，一邊又努力幫助體制排除那些過激的不安定因素，防止體制崩潰。這種自相矛盾的行為難有盡頭，最終他們自己會被體制所吞沒，完全成為體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