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篇作業。原文首發屋頂現視研：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4300615 。雖然拿了excellent，但學院和大眾之間的看法應該有很大的不同，歡迎拍磚......）
介紹
動物，是人類試圖排斥的他者，也是人類維持自身本體一致性的症狀（symptom）。在人類信息時代的文化發展中，兩條相互交織的脈絡影響了人對動物的印象。一方面是技術革命和傳播媒介的多元化，動物呈現已不限於繪卷、文字，而拓展到攝影、電影和動畫當中；另一方面是人與動物的關係，經歷了從支配-被支配到討論人獸共生的轉變。這點尤其隨著生態主義運動和新達爾文主義運動的發展而被強調。人類開始關注自身作為動物的一面，留意到動物有別於人類的獨特智能，人與動物也不再像過去想象的那樣涇渭分明。在這種背景下，擬人動物和它們如何在媒介上呈現的問題得到了重視，並與人類特定時期的社會文化問題發生關聯。
最近在日本各大電視臺播出並被引進國內的日本漫畫改編動畫《Beastars》受到了動畫愛好者的青睞，在中國大陸著名的影視評論網站豆瓣上摘得9.3分的高分。同樣是動物擬人化，與美國動畫電影《優獸大都會》相似，它的故事發生在肉食動物和草食動物共生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任何吃肉行為都是違法的，但是Beastars同樣保留了日本校園動畫的部分佈局：劇情主要發生的場所不是公共場合和職場，而是學校；主要角色不是社會人士，而是學生。故事一開始就揭露了動物社會隱藏的殺機：在本應是安全的動物學校發生了肉食動物吃掉草食動物學生的「食殺」事件，犯人逃之夭夭，動物們也找不到任何線索。食殺事件突破傳統日式校園故事的襁褓的同時，也為整部故事陰暗的劇情定調。透過主人公雷格西（北美灰狼）、戲劇社副社長路易（紅鹿）、主人公喜歡的對象哈魯（迷你兔）等角色的關係發展，一邊層層推進主線尋找凶手，一邊歷經各種事件以探索這個表面和平的動物社會背後深層的政治問題。
《Beastars》這部動畫熱門的原因不僅在於它擁有穩定的作畫、出色的剪輯和演出水平、跌宕起伏的劇情和入木三分的角色。更關鍵的是它借動物隱喻人類社會，討論如何在無法避免動物本能的社會中構建公平合理的秩序，涉及的問題不僅關乎物種，還包括性別、階級。一般而言，動物擬人化讓動物具有人類的社會屬性並流露人類的情感，仍然圍繞著人類價值塑造角色。真實的動物在熒幕中是缺席的（absent），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披著獸毛的人」（Lundblad, 2009:496）。這種動物呈現仍然暴露了背後乏善可陳的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話語。但與此同時，通過人類化動物進而排除動物的過程也是人類遭遇動物的過程。當作品用基於生理條件而不可迴避的食物鏈關係暗諷人類社會時，它也正展現了人類不得不去面對的自身的動物性（animality）。
一、動物性：《Beastars》的關鍵問題
《Beastars》的亮點不是以動物為手段來展現人類社會的問題，而是藉助動物擬人手法討論人的「動物性」。動物性不同於動物身上的某種屬性，而是指人類在作為人類本體構建的歷史過程中不得不直面和處理的內在的獸性成分。這個概念不將具體的提升動物福利視為目標，卻指向複雜的人類歷史（2009:497），建立人與動物關係的反思。
「動物性」並非是近當代才出現的議題。如早期精神分析就與達爾文主義關係密切，十分強調人類的動物本能，認為文明作為從自然中誕生並最終演變為自然的對立面，不僅意味著人類的進步，也意味著人類本能的壓抑，為了合理釋放這種壓抑物，有必要不讓人類離動物太遠（Bender, 2004:20）。而在20世紀60年代，以Desmond Morris的《裸猿》一書為標誌開展的新達爾文主義（Neo-Darwinism）運動在世界範圍內如火如荼。人們不但重視起人類的生物學基礎，還將這一基礎視為特定社會行為和社會制度的構成要素，並引起了廣泛政治後果。
正因如此，晚近的動物性討論從另一方面指出了人與自然關係遍佈了權力的作用。人雖然被拉下超越動物的神壇，卻仍然不斷地與動物構建差異。進化論的動物性研究仍然圍繞著人如何組織人性與動物性以實現人類存續的目的論，另一方面它在拿動物批註人類時，也未對那些針對動物開展的存在偏見的科學過程提出疑問。Latour曾憤憤地表示，所謂現代性問題，就在於我們試圖建立永遠不可能實現的自然與社會；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的二元對立（Latour, 2010:34-37）。Derrida則在專門討論動物的文章中進一步指出，人的出現和人的社會化，不只建基於與動物構建的差異，而且建基於暴露野生動物的弱點和對他們的訓化之上，並構成了人類的政治和社會化的基礎（Derrida, 2008:96）。綜述之，人類的建構過程總是在與動物不斷構建差異並劃清界限，並以人獸界限和物種分類學為基礎排列組合，建立等級秩序。如何處理人類本體中無法避免的動物性，將動物性與人性區隔開來成為一個治理問題。對動物性的壓抑和排除構成了人類中心主義歧視的基礎。直面「動物性」意味著直面一種權力關係以及直面這種關係在其他社會問題上的延伸。
所以如Bennett和Royle對Derrida動物觀的總結。動物問題激發了我們去思考每種動物的不可替代的單一性，並延伸到思考整個「他者」，文藝作品（詩）也扮演了關鍵角色（Bennett＆Royle, 2009:206）。《Beastars》在此體現出了激進姿態。第一，它將「食殺」作為一場懸而未決的凶案去呈現，作為生態系統自然演替的一部分。掠食者吃掉獵物被認為是符合自然規律的行為，只有在一個強調社會生命延續的人類化的社會裡被視為一種野蠻行徑，成為未解決的社會問題為動物的身份認同蒙上陰影。另一方面，站在人類法律道德角度去理解「食殺」，不僅意味著基於食物鏈的等級關係在起作用，本質也諷喻了人類社會弱肉強食的血淋淋的事實。它的思考並不是建立在晚期資本主義下永無止境的日常，讓已普遍化的政治問題失活。相反，它製造創傷性事件揭露日常背後的等級關係事實，討論草食動物的生存地位，讓公正社會信念的幻想——這種幻想讓肉食動物不斷自我矮化和讓渡權力，企圖實現虛偽的差別平等——所掩蓋的他者重新出現，正構成了對現實中建立於代議民主制的多元主義一次來自左翼的嘲諷。其中，主人公雷格西對自己身為強壯動物的自我規訓和慾望壓抑則是對這一事實的個體化繼承，在完善了主人公性格塑造的同時，亦讓投射認同的觀眾進入到動物性問題的思辨中。
他者不僅體現在肉食動物對草食動物構成潛在威脅的結構因素，同時也被具體反映在雌性迷你兔春的卑賤（abjection）上。迷你兔在草食動物的世界中也是最弱小的動物之一，春從小就因她無法改變的生物學基礎而受到其他動物的過分謙讓，被看作需要珍視的對象而從未感受過他們真誠的目光。為了解除這種受冷落的狀態，春覺醒了將性作為籌碼的意識，通過不斷與雄性動物發生性關係來從中感受被他人認真對待的感覺。但正因如此，她在最後成為了人見人躲的「妖女」，受到蔑視和暴力。「性」意外地成為了春突破動物社會道德幻想的工具，又成為建構身份認同的一種道德違越和自我作賤。當肉食-草食的狩獵關係被粗糙的道德規訓掩蓋，性的權力關係反而成為慾望的淫靡的突破口。他者的問題意識，就經由動物本能轉向了兩性關係的權力結構。而這一轉向並未讓性別壓迫作為一個獨立的議題出現，而是成為動物性體現的他者關照所延伸的他者議題的一部分。如後結構女性主義的所關注的，自然性與性別的思考被結合在了一起。自然在文明的建構過程中被命名、被使用、被征服，這一過程又是建立在對自然界的原始、混亂、非理性的要素的排除上。在自然的文化論層面上，精神分析的俄狄浦斯神話不僅奠定了文明與陽性邏輯的共謀，還將人類原始的陰性和動物性賤斥以實現本體論構建。賤斥物正是一類混淆了潔淨和自然，混雜不清和似是而非的事物（Kristeva, 2018:5），父權儀式透過排除賤斥物的進化儀式以實現男性和女性的分離，確保男性對女性的統治（羅婷, 2003:5）。性關係介入動物性意味著，直面動物等級關係真相的春也不得不接受她在性別結構下被構建為卑賤主體的事實。通過認同於卑賤，春這一角色打開了直面動物性的女性主義實踐道路的潛能。
《Beastars》處理的問題並非是動物，而是人類的「他者」，使得故事充滿了文化研究的張力。但是同樣需要注意的是，《Beastars》將動物性對社會的威脅暴露給觀眾後，還不得不面對如何處理動物性的問題，而處理的方式往往暴露隱藏在文本背後的無意識，而與文本意圖傳達的政治批評相悖。
二、Beastars的人類機制
面對「他者」的真相的同時，重新解釋並合理化外部對象的策略亦會產生。對於人與動物問題的劃分問題上廣泛存在著一種「人類機制」，它透過識別和排除動物，歷史性地去構成人類對自身物種的身份認同。根據Agamben的論述，「人類機制」的運作首先基於對內、外部區隔的判斷。人類通過構建動物來確定自身邊界，因此動物性部分成為了支撐人類本體的構成要素。但同時人類身份要建立又必須撇清與動物的聯繫，這構成了政治上的例外狀態，一種針對動物性的包容性排除（Agamben, 2019:45）。因此，人類機制不是與人的動物性的對立，而總是內嵌於動物性問題的運作機器，提供了劃分問題的禁令。現當代生物學的發展，為人類機制的運作提供了基礎。一方面它試圖製造並識別「人的動物化」並將其排除在外，以製造敵人和崇高客體；另一方面又在「動物的人化」上取得對人的內部的支撐，維護人類中心的文化地位（2019:46）。後者的過程為動物擬人化的文化產品提出了重要問題：當我們在不可避免的動物性中識別出人，當動物性成了關聯於社會問題難以逾越的障礙，「人類機制」怎麼在動物的人化中，巧妙構建並排除擬人動物所殘留的動物性。
因此我們不得不回到「人類機制」的框架再次考察《Beastars》。通過將動物性慾望轉化為越軌和規範化的純粹社會治理問題，它帶來了啟發大眾的設定的反面——回到了修補創傷的政治人道主義，以及校園動畫的喜劇幻想的建構中。
（一）從食慾到愛慾
進食與生命驅力聯繫在一起，被看作是動物生存繁衍必須具備的本能。在《Beastars》中它成為導向矛盾的關鍵：本來在自然界中以捕食草食動物為生的肉食動物，成為了履行社會律法的馴服肉體並壓抑自己的本性。對於提供這種默認環境的作品來說，追問社會契約的起源顯得無關緊要，關鍵是它已經成為一種超越歷史的結構帶來了父權社會文明的效果，將動物性的驅力（drive）轉化為文明社會下的慾望（desire）的閹割悖論。超歷史的轉化過程的其中一個體現就是動物餐飲內容的美學化，人工製品的文化痕跡支配了動物社會的飲食習慣，那些與實在界（the Truth）相連的前陽物客體——破碎的動物屍塊在此缺席，取而代之的是人類社會才會出現的熟食主義。Zizek對可口可樂的分析中亦能找到相似的影子（Zizek, 2012:118-119），可口可樂作為背後美國精神的局部體現，在一段適當的審美距離中被崇高化，一旦這層距離被消解，可口可樂也就成為駭人的賤斥物。真實的肉類連同超乎肉類的有關肉食動物的可怖剩餘被懸置起來，被拉開適當的審美距離成為崇高客體（Sublime Object），一個在符號秩序（Symbolic Order）中登錄的慾望對象。於是「食殺」事件的震撼之處就不僅體現在違背社會倫常的殺動物本身，還包括了對「捕食」這一聯繫與動物性的原始行徑的恐懼。如果說前者的理解仍然圍繞著法與非法，針對的仍然是慾望實現和慾望壓抑的惡性循環，後者則是前者所體現的「殘忍」的真實所指，是能指內生的無法符號化的剩餘——一個勾連前俄狄浦斯階段的創傷。
這裡區分動物性的驅力和人類社會符號化的慾望，將更好梳理主人公雷格西的情感發展過程。動畫第一集月圓之夜，一向唯唯諾諾壓抑本能的大灰狼雷格西因為嗅到了迷你兔春的氣味而覺醒了肉食動物的衝動，瘋狂地襲擊春，想將她吃掉。但是當雷格西束縛了春並在她的手臂上留下傷口的時候，他突然找回了自我。放走了春並陷入了深深的罪疚。這成為雷格西和春第一次不太愉快的邂逅，但亦讓雷格西從此對春的形象和味道念念不忘，成為了識別自己跨物種情慾的契機。在故事的後續發展中，雷格西陷入了無法分清對春的愛慾和食慾的迷茫。黑市的劇情則是這段混亂慾望的第一次集中爆發：雷格西和它的同學闖入了唯一販賣肉類給肉食動物的黑市，雷格西因內化的道德律令向那些對食慾妥協的同伴發出譴責，為了抵制肉食的誘惑，雷格西逃命般地狂奔起來。直到遇到黑市的門衛鋼兵（熊貓）。通過兩人對食慾與愛慾的深入的交談，雷格西開始嘗試去從動物本能中識別出自己的異性戀情慾。
這段梳理體現出雷格西情感的結構性轉變。雷格西通向真理的維度在於它面對著兩種慾望機制的衝突所生成的慾望的縫隙。第一是作為前提存在的語言將動物性轉變為可言說和可捕捉的食慾誘惑。這種機制的生動體現就是動畫第4集作為慾望僵局出現的舞臺劇。藉助與偷藏兔子血的比爾大打出手，假戲真做。動物性崇高化（sublimation）為食慾符號被雷格西認可，將不可描述的創傷轉化為可被討論的政治問題。黑市的存在則加深了這種符號化，它創造了誘人的而與動物屍體若即若離的肉類，將雷格西拉入到了慾望的道德戒律的辯證關係中。第二是同樣可言說和被捕捉形象的愛慾，它組織了故事的校園劇情節，構成了雷格西的異性戀基本幻象。但是，食慾與愛慾卻在故事中衝突形成了穿越幻想的縫隙①。捕食關係最終指向的是捕食者對被捕食者的去獨異性的消費，意味著抹除客體對象動物性衝動。捕食關係直面客體對象死亡最終帶來了對強調距離性的性關係想象的瓦解，從而指向「性關係的不存在」的實質。
然而，我們同樣看到了這種轉變過程中人類機制對動物性創傷的「縫合」。當雷格西開始坦誠自己對春的愛慾，食慾和愛慾兩種交纏衝突的慾望被妥善分離了。動畫第10集春被獅子組綁架，雷格西再次因為捕捉到春的氣味而覺醒了戰鬥本能，只是這種本能不再與動物衝動有關，而是曲折地經過了戀愛幻想的過濾。而之所以做到這一點，熊貓鋼兵功能功不可沒。在黑市一集中鋼兵就作為雷格西的慾望引路人督促雷格西對自己的慾望做出分離以脫離困境，而在第10集解救春的闖入行動中，他又成為雷格西慾望轉化的見證人。從症候閱讀法出發，為什麼不把這一情節假想作一場婚禮呢？作為兒子的雷格西在「父親」鋼兵的幫助和見證下歷經千難萬險，忠於尋找到了自己的慾望替代，一位名叫春的妻子，一位對象a（object a）。一部直面動物性的故事完成了它向戀愛情景喜劇的轉變。要之，通過將食慾與愛慾妥善分離，讓愛慾作為紓解食慾的途徑，故事避免了兩者的衝突製造的縫隙，動物性問題被縫合進了可被處理的人類慾望問題，轉化為了遵守社會秩序與違反社會秩序的表像對立。
熒幕呈現的異性戀幻想並非毫無進步意義，就其預示著的跨物種交際的深度而言，狼兔的雜交性正意味著他們從各自的生態圈中歷經主體的去轄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轄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不斷生成新的剩餘經驗。Deleuze和Guattari曾以蘭花和黃蜂的關係做模擬。在科學分類學上，蘭花和黃蜂關係甚遠。但是在授粉這一事件中，蘭花以去轄域而讓花蕊模仿黃蜂，融入黃蜂世界的一部分，授粉之後又再轄域為授了粉的蘭花；黃蜂以去轄域而成為蘭花的繁殖器官的延伸，在蘭花構成的仿圖中又再轄域化為黃蜂本體。雙方各自的生命就在這種同等強度的流通之中不斷生成，並將流通推進得更遠（Deleuze＆Guattari, 2010）。狼兔雜交不單單是對動物社會的隔離狀況提出反叛，它本身亦是不斷創生的脫域-轄域運動，它不僅在一個層的等級上存在著雙方的相互模仿，而且還捕獲了真正的成長。創造出既有別於狼（肉食動物），又有別於兔子（草食動物）的新的物種和社會秩序的生成（becoming）。
Haraway對類似的觀點做了批判性解讀：這種生成仍然是文本化和非在地的，他們並未在文本中關心真實動物，描述的內容超越了世俗，且對世俗帶有蔑視（Lundblad, 2009:497）。這麼做的直接後果是忽略人類機制的社會性。在動畫第10集和第11集中，儘管春在面對獅子的捕食前覺醒了卑賤者的主體意識，以偏執狂式的憤怒擊碎了獅子的文明外衣，她最終仍然依靠雷格西才獲救，保留了傳統的英雄救美的敘事內核，而這種內核又被不可動搖的生物基礎所承諾。畢竟一隻兔子不可能對付得了身強力壯老謀深算的獅子，一頭壯狼的幫助顯得合情合理。但正因這種無可置疑性體現了非中立的男性氣質幻想。在動物性暴露了弱肉強食關係的時候，男性凶狠的狩獵氣質找到了生物學依託，同時又保留了原則性剋制。構成了Haraway分析的「泰迪熊父權制」的魅力（Haraway, 2017:50-134）。著名電影《人猿泰山》呈現了這一點。一方面泰山是一位動物化的人（野蠻人），他因自身所體現的人與動物關係模糊性而為人類社會帶來恐慌；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部分脫離了文明社會對男性的壓抑和閹割的理想男性——強壯、勇敢、主動、對女主角珍無比忠誠——重新得到人類文明的認可。令人恐慌的動物性就在男性氣質神話的人類學機制下被收容，轉變為了在社會登錄並被社會所接納的野蠻汙點。《Beastars》漫畫原作針對雜交物種面對的心理-社會問題有過相關呈現，例如雷格西自殺的母親（灰狼與科莫多巨蜥的混血）；殺人狂梅洛（獵豹和瞪羚的混血）同樣是捕食者和被捕食者雜交生下的孩子，作為鏡像預示著狼兔的未來。可惜作為主人公經歷的創傷和遭遇的麻煩，他們最終都成為狼兔關係新的可能性的墊腳石。
（二）內在違越的政治
以分離出的愛慾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狼兔的戀情讓動物性的創傷性元素悄無聲息地消失。將我們的思考路徑拉回了人類政治的鬥爭。另一方面亦將問題的重心從面向動物性的敞開轉移到了人類機制內部方案之間的矛盾。與雷格西將愛慾作為動物性的疏導相對，路易尋求的是成為動物社會權力的頂端——Beastars——試圖在公權力內部實現人道主義治理，以人類政治思路謀求動物社會問題的出路。
路易（紅鹿）是一名個人能力與自尊心都很強的草食動物，受到廣大學生的尊敬和愛戴，但同時亦有不為人知的被黑市販賣的過去。這場經歷使他深刻意識到表面和平的動物社會暗流湧動。他一方面小心翼翼地遮掩童年創傷，另一方面接受了養父帶給他的社會承諾——成為Beastars就能改變社會。為了成就政治理想，他孤高而勤勤懇懇，在學生心中樹立威信並努力維護它。甚至在自己心愛的女人春被獅子組劫持之後忍痛割愛，試圖犧牲小我以實現大我。而正是現存的動物社會存在對草食動物的權力再分配的優待，使得路易擁有了獲得如今地位的可能性。曾經歷社會陰暗面的路易深刻了解這點，一方面在獲得了萬眾矚目的讚揚時仍保持克制，而對改變社會的理想矢志不渝；另一方面則極度厭惡雷格西虛偽的友善外衣。而正是後者這種行為試圖掩蓋動物社會的真相。
從角色的原初設定來看，以雷格西為代表的庶民精神處理的是壓抑的慾望問題，並在這一背景下涉足政治。而以路易為代表的法的人格化來說，它本身就是政治內部的弄潮兒。兩者生活方式截然不同還存在人格上的對立。但卻在慾望結構上有著幾乎相同的構成。前者是一具Kant式的身體，他在直面對春的慾望前，總是將「示弱」視為它的道德義務和無條件的命令，從「示弱」的這種肉食動物強烈的自我約束行為中尋找穩定自我的「快感」，這正揭露了超我（super-ego）的淫蕩的維度（Zizek, 2012：95-96）；而後者則出於對童年創傷的反應選擇相信父親給予的康莊大道的指引，它通過對Beastars這一身份位置如宗教一般的無條件信仰，同樣走向了強迫症結構。它克勤克儉，將他者壓抑，目的是避免自己享受快感（Zizek, 2006:107註釋），通過向養父代表的社會與法的投注信仰，路易進入了虛假的主動性，以不間斷的自我肯定的行動迴避沉默的可怕時刻（2006:143）。
故事的發展為兩人提供了與過強的超我拉開合適距離的途徑，其中變化的關鍵在於獅子組劫持春過程中發生的兩個「違背」。對於雷格西，它違背了跨物種禁忌，通過異性戀疏導了關於自身壓抑的與動物衝動相連的超我幻想。之後為了更好地作為男人而不是肉食動物去保護春。第二，為對付「食殺」事件的真凶去做準備，雷格西拜熊貓鋼兵為師，學習武義，將自己的攻擊性合理地轉化為人類社會許可的格鬥技巧，在食殺案結束後覺醒了所謂「強大的真正意義」，並走上了成為「人類」道路。而對於路易，最終它違背了市長（法的化身）的忠告——不理會獅子組的行徑——遵從了自己的慾望去救春。這一行為同時亦反對了對他寄予厚望的養父。獅子組事件結束後與獅子伊布奇的朝夕相處讓他接納了自己自身的弱小，在雷格西與食殺案真凶決戰的時候甚至獻出了象徵著自己奴隸身份的右腳給雷格西吃。這既是一場解決過去創傷的象徵儀式，也是出於靈魂深處的信任而做出的一種「示弱」行為。雷格西用愛戰勝律令，路易則學會容忍自己的缺陷。
因此從角色成長的方向性和矛盾的實質解決路徑來說，法則的違背被其自身所收納，通過與過強的道德律拉開距離，容許一點越軌的「小確幸」，容許適當表達自己的卑劣慾望。角色完成了它慾望的「內在違越」。「內在違越」就其功能而言，它指的是權力運作中創造自己對立面——違反權力，揭露權力缺陷——的效果，權力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分裂。（2006:33）。透過這種分裂，他者被默認的符號位置捕捉，並使得他者的缺席成為可能，實現了統治的包容性排除。Agamben所說的「人類機制」在這裡與內在違越的機制達成驚人一致。「人類機制」正是在強調區分人與動物時，同時包容了人與動物的「無區分」，以包容例外的方式將例外排除，使其成為「赤裸生命」，體現分裂的主權權力的運作（王欽,2016:17）。因此人類機制並非建立在針對動物性的一致對外上，而是通過把動物性包容進來以實現動物性的賤斥。《Beastars》中未經反思的生物學視線（vision）下的食物鏈關係被不厭其煩地強調，讓種間關係被提取並懸置為背景；而雷格西和春的異性戀構成典型的被人類社會所接受的動物性（繁衍本能）。捕食慾成為一個縈繞在愛慾附近偶爾才出現的問題。
「內在違越」通過不斷僭越法和樹立法，構成了人類道德律自身的分裂和運動，目的是更好處理永遠無法擺脫的動物性。一種激進理想建立在打破慾望運動的僵局而不是重複這種乏善可陳的無限運動。雷格西和路易的政治身份的矛盾指出了慾望的非同一。但是同樣明顯的是，這種運動中動物性缺席了，它被符號化為一種可被識別和補充的社會規範的否定面（情慾、個人主義），轉化為了人類自我實現的積極心理學。而如今故事的激進要務則是響應自己提出的謎，祛除了青春偶像劇的歡樂面紗，直面動物驅力的僵局，例如雷格西仍然隱藏著的對春的獵捕欲。正如Zizek所言「慾望既得到法律的支持，又捲入對法律的違犯中，而衝動則打破了慾望的惡性循環。」（Zizek, 2006:50）
三、小結：破除動物迷思
姜宇輝曾描述了激進的動物哲學的三種路徑（姜宇輝, 2017:97-109）。第一是Agamben的討論的敞開。他對Heidegger基於人類中心主義視角下，將人與動物各自面向世界方式的劃分進行反向理解，指出正是因為動物缺乏世界，人才能從動物性中識別出選擇不去做的潛能（potential-not-to），即讓人意識到做人的可能性喪失，以直面原初的可能性形成的深度無聊（102）。 第二是D＆G充滿內在交互性的生成-動物和Haraway的共生理念，不是將人性與動物性的模糊視為內在於人類的空間，並由人類向動物轉化。而是強調生成網絡複雜的交互性和根莖結構。而之所以說這種雜交性沒有帶來混雜不清的混沌，是因為總有異常個體出現引導著共生的多元的方向性（103,105-106）。而第三種思路來自思辨實在論，強調動物作為不可還原的「異在」，人類不可能有任何直接經驗把握它們（103-104）。「異在」不是關係的生成而是人與動物鄰近關係的斷裂，一個可怕的鴻溝。不論哪一種形式的思路都一致表現出對維繫人類邊界動力的批判和反思。在不可能脫離人類中心主義，人與動物關係的形而上學轉換就必須建基於人類紀的末日到來，換言之，即是迎來人之死，但是這種死不是指人類滅亡和歷史終結，而是通過廢除人類機制，葬送「人類」的專有名詞，實現作為自創生-蓋亞的一部分的存在②。對於Agamben來說是潛能在場的無聊，對於Zizek來說，是實在界的大荒漠。
《Beastars》的問題在於對人性仍然缺乏一定的敏感度，堅守著人性界限，從動物性返回人性。作者板垣巴留與著名獨立音樂人米津玄師的對話說，《Beastars》始終將對人的關注置於動物之上，描繪的是「人生戲劇」，關注的是人性而非動物性，而米津玄師則敏銳提出人性往往需要靠動物性才能體現（板垣巴留×米津玄師 対談）。這已經道出了動物與人的外密關聯和動物性批評的真諦。可惜的是《Beastars》仍然沒有擺脫人類機制，不是在於它忽視了動物，而是在於它仍然對支撐人類本體的他者做出了敘事上的迴避。姜禮福對Aravind Adiga的獲獎小說《白虎》的後殖民批評或許同樣適用於《Beastars》（姜禮福, 2010:89-95）：從印度社會最底層出身的巴爾拉姆在一間動物園中於被關押的白虎四目相望、精神交融，並從中識別出了自己和同胞的受壓迫地位——他們彷彿就是囚禁於動物園的白虎——於是決定認同於動物，去改變不平等社會。但另一方面，巴爾拉姆在最後成功建立了學校後，希望培養出一學校的「白虎」，從而將白虎精英化，拯救其於動物性的卑劣地位，於是又回到了人性-動物性的二元對立裡……
因此，有必要識破人物關係形成的新的執迷——在那裡我們討論著狼兔cp（配對），不斷想象著用愛去彌補作為文明悖論的獸性——而對故事的發展提出歇斯底里的疑問。在現實中，面對不斷延續文明的快感和生命政治，我們其實面臨著一無所有的境地。
註釋
① 精神分析的解讀策略認為，批判性的影視作品需要構造基本幻象之間的衝突來將被幻象掩蓋的真實的荒誕性暴露。Zizek舉了突破異性戀幻想的比喻：從父權社會下的異性戀矩陣出發，女性幻想著一名強壯又忠誠的雄性猿類，男性幻想著可以被定製和掌控的女賽博格。但是猿猴和女賽博格之間的性關係則是荒謬的，而這種關係才將性關係的「非人」一面呈現出來。詳見：Zizek, S.(2000) The Art of the Ridiculous Sublime On David Lynch‘s Lost Highwa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46
②自創生-蓋亞理論認為，地球上所有物質要素是一個自組織、自反饋的動態系統。主張超越生命體本身的共生倫理學，強調生命與自然環境的協同進化，就連無機物也應是生命的一部分，進而解構了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生命循環概念概念。參見：李瞳 (2017). 自然觀念的演變: 對20世紀三種進化觀的反思. 自然辯證法研究, 第9期, pp.21-26
參考文獻
「BEASTARS」特集 板垣巴留×米津玄師対談. (2018, Nov 8). Retrieved Dec 18, 2019, from https://natalie.mu/comic/pp/beastars
Agamben, G. 敞開: 人與動物 (藍江, 譯).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2)
Bender, Bert. Evolution and "the Sex Problem": American Narratives during the Eclipse of Darwinism. Kent: Kent State UP, 2004. Print.
Bennett, A.＆Royle, N. (2015) 動物性讓詩性發光 (李平, 譯). 上海文學, 第4期
Deleuze, G.＆Guattari, F. (2010) 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2): 千高原 (姜宇輝,譯).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Derrida, J. (2008)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trans. David Will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Haraway, T. (2017) 靈長類視覺——現代科學世界中的性別、種族和自然 (趙文, 譯). 鄭州: 河南大學出版社
Lundblad, M. (2009) From Animal to Animality Studies. PMLA, Vol.124, No. 2.
Latour, B. (2010) 我們從未現代過 (劉鵬, 安涅思, 譯). 蘇州: 蘇州大學出版社.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1)
Kristeva, J. (2018). 恐怖的權力: 論卑賤 (張新木, 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0)
Zizek, S. (2014). 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 (季廣茂, 譯).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9)
Zizek, S. (2006). 幻想的瘟疫 (胡雨譚, 葉肖, 譯).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7)
姜禮福 (2010). 寓言敘事與喜劇敘事中的動物政治——《白虎》的後殖民生態思想解讀. 當代外國文學, 第1期
姜宇輝 (2017). 如何凝視動物？在人類紀的邊緣重思動物性. 新美術, 第2期
羅婷 (2003). 克里斯蒂娃關於母性/卑賤的權力話語與文學表現. 國外文學, 第1期
王欽 (2016). 「潛能」、動物與死亡——重讀蕭紅《生死場》.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