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兩次崛起與戰爭的終結

大約13年前，我才第一次看了這部25年前的機動警察劇場版，當時便和攻殼機動隊一樣奉為心目中的經典，可囿於當時的閱讀量和閱歷，無疑它對我是比較晦澀的存在，甚至一度懷疑押井守這個參加過共運的傢伙是不是形左實右，對拓殖行人明貶暗褒，暗指美國佔領的日本離戰爭並不遙遠。

那麼戰爭是從何時開始的呢？這就離不開日本軍國主義史上著名的“五一五”和“二二六”兵變，也是押井守在創作機動警察劇場版和攻殼機動隊SAC的最重要靈感源泉。SAC GIG中十一根斷指直接源自“五一五”事件後的民間請願活動，機動警察劇場版2中炮指國會議事堂也很可能源自“二二六”時海軍鎮壓部隊“長門”號戰列艦炮指皇道派佔領的議事堂，而且“二二六”兵變時，東京也下著大雪。

明治維新以後，改革效果顯現，日本一度崛起於世界。軍事上，日清、日俄戰爭的勝利，朝鮮、臺灣、琉球、南滿相繼入手；經濟上，開始融入近代經濟體系的日本人均生產總值已經是中國的3倍以上，這個時候在蒸蒸日上的日本國內恐怕也認為戰爭是遙遠的、非現實性的，但藩閥政治和明治憲法導致來的軍部干政，軍事上的勝利卻似乎給了它存在的合理性，這也為日後的日本暴走埋下了巨大的禍根。伊藤博文富有遠見的試圖走向現代政黨政治，他之後的西園寺公望、加藤高明、犬養毅、尾崎行雄等人雖然各有主張，但也嘗試著從這條道路上走下去。但是幾十年巨大勝利帶來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經濟發展帶來的貧富差距，30年代經濟衰退帶來的“昭和恐慌”，伴隨著國內“不要錯過機會”的最後一波殖民衝動，持有支持華盛頓和倫敦裁軍協定、反對擴大軍事預算等類觀點的官員成為“國賊”，政界財界成為腐壞墮落的代名詞，從民間到軍隊中下層士官達成了某種社會共識。在諸多一線的、藩閥之外的軍官看來，東京就像拓殖行人口中的“海市蜃樓”，身處其中的高層就像荒川茂樹說的“不重視前線人員的意見”，活在“和平的幻象之下”，完全意識不到國家正處在生死存亡之際。

1930年，浜口雄幸內閣締結了華盛頓裁軍條約，旋即遇刺身亡；1931年，在石原莞爾等人策動下，“滿洲事變”爆發，軍部脫韁；1932年，“五一五”兵變發生，十一名海軍少壯派軍官起義，刺殺了著名的憲政派內閣總理大臣犬養毅，同年的“血盟團事件”中立憲黨黨魁、前藏相井上準之助被刺殺；1936年，更大規模的“二二六”兵變發生，陸軍刺殺了前內閣總理大臣齋藤實、前藏相高橋是清，內閣總理大臣岡田啟介、侍從武官長鈴木貫太郎和前內大臣牧野伸顯非常勉強的死裡逃生，連明治維新最後的元老西園寺公望都險些被殺；1937年，撲朔迷離的“盧溝橋事變”爆發，整個日本終於被拖進了全面戰爭。

現實總是荒誕的，有著“神不為者人為之”類似理念的石原莞爾，在盧溝橋事變發生時已升任陸軍作戰部部長，他曾許諾“只要我在位一天，就不能對華增兵”，但同近衛文麿等人一樣，在巨大的現實面前，穩健派也只是凡人。在太平洋戰爭後期，從天皇到東條英機和小磯國昭到瘋狂的軍隊和國民，又不得不成為“遠離了戰線，樂觀主義會取代現實，然後在最高層作出決定前，現實是完全不存在的”這句話的踐行者，徹頭徹尾的成為了不久之前他們還切齒痛恨的腐朽者。

那麼戰爭結束了嗎？戰後的日本，在吉田茂及其後繼者的治理下，雖然並沒有徹底擺脫傳統政治的陰影，但太上皇GHQ的強硬管制深刻的改變了日本社會形態和經濟形態，日本比上次更徹底的崛起於世界。90年代，也正是這部劇場版誕生的年代，日本經濟雖然再度失去景氣，但正像剃刀後藤說的那樣“或許每個人多少都會感到不公平或是不滿，但如果要提出一個不得不現在進行叛亂的理由，那麼這種理由在自衛隊中並不存在”。押井守還是詬病了當下政治的某些不合理，但經歷了民族主義、沙文主義、共產主義等種種前現代思潮洗禮之後，不再會有人因為政治理念而被殺、實現了真正現代化和世俗化的國家，不再會有年青人被太田或是別的什麼人煽動的世界，眼下已經足夠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