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寫於全劇第17話播出之後。隨著劇情發展，對文字內容進行了少許訂正與補充，但主旨完全沒有改變。如今全劇已經完結，本文也將停止修訂。】
截止至第17話，支配《多羅羅》的三組悲劇性衝突已經逐一展開了。“悲劇（tragedy）”與“悲慘（misery）”不同。“悲慘”只是單純使人產生強烈憐憫之心的不幸，這種不幸不論從現實還是從道德層面講，都本應有著直截了當的解決方法（比如《賣火柴的小女孩》，小女孩之死不但沒有任何道德上的正當性，並且也本是不難避免的）。“悲劇”則意味著，不幸的根源，因為某些原因而無法消除。悲劇性的衝突，便是於情於理都難以調和的矛盾。正所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由於我們無法坦然拋棄處於衝突中的任何一方，我們便沒有對這一衝突的完美解決方案。
全劇的第一組悲劇性衝突，產生於這兩方之間：一方是感官與感官所認識到的世界，另一方是善與幸福。百鬼丸的設定，基於的前提是笛卡爾式的身心二元論——他最初是個完全沒有肉體的靈魂容器，性質類似《鋼煉》裡的阿爾。但與阿爾不同，百鬼丸生下來就是如此，因此沒有對世界的任何感性認識。繼而，百鬼丸的心智長期處於低度發展的狀態，僅僅能夠辨別出什麼對自己無害、什麼又是對自己的威脅。他的心智發展，依賴於感官的發展；而感官的發展，又依賴於最初僅僅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而殺死第一個鬼神（第1話）。這是個既偶然又必然的事件。就此而言，百鬼丸有著鮮明的盧梭自然人特徵。
使百鬼丸進一步與盧梭自然人相似的，是他在重獲感官的過程中得到與失去的東西。在沒有任何感官時，百鬼丸是善的。“善”不意味著百鬼丸會去主動幫助別人，而意味著他不會主動傷害別人，除非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脅。他對無害的人、物、甚至小妖怪都抱著完全不理不睬的態度（第2話）。在逐漸獲得感官之後，百鬼丸的善惡反而變得曖昧不清了。一方面，和無感官時不同，百鬼丸逐漸學會了欣賞與主動幫助別人；但另一方面，他也逐漸學會了仇恨與主動傷害別人。感官的這一雙重後果，在聽覺這一感官上表現得尤為突出（第4-6話）。百鬼丸在聽力恢復後聽到的第一個聲音是雨聲中的哭聲，隨後長期被嘈雜的環境驚擾。但也正是聽力的恢復，使得他能夠聽到動人的歌聲，從而把他捲入了與人類的美好的情感關係中。而恰恰是這一情感關係，由於遭到他人無端的破壞，使得他最終成為了主動的殺人者。嗅覺也是如此（第7-8話）：嗅覺的恢復，使得百鬼丸既能聞到鮮花的香味，也能聞到硫磺的臭味。總之，正如壽海所說（第17話）：百鬼丸的軀體越像人，心靈就越有著變成鬼的風險。
這繼而帶來了更關鍵、但答案也更曖昧不清的問題：感官的獲得，是否有助於百鬼丸的幸福？在沒有感官時，百鬼丸無法體會感官帶來的美好，可他內心平靜，因此也不會陷入痛苦的狀態。在獲得了感官後，感官帶來的美好卻是以失去內心平靜為代價的——感官的發展帶來了心智的發展，百鬼丸最終認識到的，是自己無緣無故遭受的極大不公。於是，到底是不傷害人但心智發展水平極低的百鬼丸更幸福，還是心智得到了發展、卻要通過傷害人來奪回本屬於自己的正義的百鬼丸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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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問題發展出來的，便是全劇的第二組悲劇性衝突——多數人的利益與少數人的利益之間的衝突。景光將百鬼丸獻祭給鬼神，通過犧牲百鬼丸一人，帶來了醍醐全國民眾的安寧與富饒。百鬼丸殺死越多的鬼神來奪回自己的身體，就意味著醍醐國全國越進一步邁入災難。就此而言，百鬼丸的個人利益與醍醐國大眾的利益是零和的衝突關係。這是一個標準的電車難題：由於無法二者兼顧，我們被迫在兩種利益之間決定孰重孰輕。百鬼丸選擇的是自己，因此在離開醍醐國之後開始不遺餘力地殺戮鬼神，不顧此舉對他人帶來的傷害（第15-17話）。他的弟弟多寶丸則選擇了醍醐國民眾，拋棄了早先糾纏著他的兄弟情與救命恩，積極地捕獵百鬼丸（第10-12話）。兩個人的衝突，是這一悲劇性衝突的具象化。
不過，這第二組悲劇性衝突實際並不是很有意思。本劇的立場很明顯：利益衝突的雙方，可能沒有一方在道義上是真正無辜的。第14-15話，鯖目用孤兒餵養鬼神換取豐饒，其國民不但視而不見、甚至夥同其中——這是醍醐國的微縮與極端版。結局實際是各打五十大板：一方面，鯖目及其國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作惡，即使他們人數再多，最後都活該自相殘殺。另一方面，百鬼丸為自己的利益而無視自己屠戮鬼神對其他人的利益造成的損害，即使其他人再罪惡、人數再少，也無法讓他獲得道德制高點。第16和18話中的那個養鯊魚的男子之於百鬼丸，正如鯖目之於景光：只在乎自己的鯊魚的死活與痛苦，卻完全無視被鯊魚吃掉的人的死活與痛苦。在這方面，甚至在景光與百鬼丸之間，都有著極大的相似之處：景光犧牲百鬼丸，不僅僅為了國家的和平與富饒，也為了*自己*的野心；百鬼丸斬殺鬼神，不僅僅為了反抗不公，也為了奪回*自己*的軀體（這在第20-22話中展現得最為明確）。他們都有著自私的一面。《多羅羅》將對動機的評判置於對後果/利益的考量之上、將對“對錯（right/wrong）”的評判置於對“好壞（good/bad）”的考量之上，這些不僅僅否定了邊沁式功利主義，還否定了整個後果主義傳統。
雖說如此，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在劇情發展過半時，出現了多羅羅背後的寶藏地圖這一“機械降神（deus ex machina）”式的劇情設計——結果，最後的指向似乎是：多數人與少數人的利益衝突，歸根結底要靠財富來解決（如琵琶丸向多羅羅暗示的那樣，第13話）。這與其是在解決利益衝突，不如說是在規避利益衝突：當我們在談大家該怎麼分一張餅時，你來告訴大家：為何不一人一張餅？當然，我們可以說，正因為這是個十分突兀的“解決”衝突的方式，它才需要十分突兀地登場，因此，藏寶圖恰恰必須是個“機械降神”。這樣一來，多數人與少數人之間的利益衝突這一組衝突的悲劇性，就得到了確認：除非靠天賜，否則沒有解決方法。不過，編劇似乎並不想在這個問題上以僵局告終。在第23話，多羅羅、醍醐村民、與夫人之間的對話，既確認了這一衝突是無法在現有框架下解決的，又試圖指出另一種對這一衝突的處理方式，即：通過民眾的獨立、而非對武士的依賴，來消弭衝突。這個新提議，在第24話（最終話）中便與藏寶圖結合了起來：通過利用這一筆財富，民眾得以實現獨立。不得不說，這是個令人大失所望的提議。一個原因在於，這個答案與之前的劇情產生了強烈的矛盾：雖然琵琶丸和多羅羅最後的對話的一個明顯用意在於表明上述這一提議是新穎的，但是，從對武士的依賴中獨立出來，這正是多羅羅父親的計劃，而鼬的背叛本來就已為這一計劃執行了死刑（第9話）。第24話未能對多羅羅父親的失敗加以反思，而是依樣畫葫蘆，令人很難不懷疑，醍醐村民們將會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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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對利益衝突雙方各打五十大板態度，帶來的是第三組（也是本應更有意思的一組）悲劇性衝突：假定景光與百鬼丸都沒有自私的動機，那麼上述多數人與少數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就變成了兩種正義之間的衝突：正義究竟是由國家規定的、繼而限定在一個國家之中的，還是超越國家的？如果是前者，那麼百鬼丸就失去了挑戰景光的正當性，因為那意味著正義是由景光及醍醐國國民來決定的，國界之外無所謂正義。百鬼丸對景光的挑戰，歸根結底就將只是利益衝突而已。如果是後者，那麼，在亂世之中，國家的存在便是對正義的阻礙，結果景光的統治便失去了正當性：景光僅僅滿足於一國內部的和平與富饒，並未試圖終結亂世，這就使得醍醐國的和平與富饒本身成為了不正義——畢竟，寄生蟲的繁衍，是對整個軀體的損害。困境在於，我們無法徹底拒絕上述兩種正義中的任何一種。我們既認為百鬼丸有著正當的理由通過破壞醍醐國來為自己奪回正義，又認為景光有著正當的理由通過阻止百鬼丸來維持醍醐國內的正義。這就變成了安提戈涅式的悲劇。
但可惜，《多羅羅》並沒有真正將這一安提戈涅式悲劇的潛質發展開來。兩種正義間的衝突，先被簡化成了個人與國家之間的衝突，並最終被簡化成了一種類似個人權利與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這等於又向上述第二種悲劇性衝突的方向倒退了一步。這一倒退的好處在於，它可以更好地將第一與第二種衝突結合起來，從而為第二種衝突尋求一個建設性而非批判性或規避性的解決之道。第一種衝突，突出了個人“幸福”的曖昧性。而既然個人“幸福”是曖昧的，那麼個人“利益”就也是曖昧的。因此，作為個體的百鬼丸，應該維護的是自己作為一個個體所理應擁有的權利，而不應在乎對自身權利的維護是否會為自己帶來利益。恰恰是對利益的考量，使得自己的動機遭到了汙染，從而把自己拉到了與國家利益同等的位置，結果失去了自己所能主張的道義——如第二種衝突所示。
可這樣一來，第三種衝突的悲劇性就被沖淡了。個人權利與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百鬼丸的正義主張與景光的權力之間的衝突，不再是悲劇、而僅僅是悲慘而已——因為不論這個衝突看似多麼慘烈，最終的解決方式都是早早就已確定的：一方面，百鬼丸是對的，只要他能學會從對自身最狹隘的利益得失的考量中超脫出來（或者說，只要他能意識到，肉體的健全不能以犧牲靈魂的健全為代價）。在第17話與壽海重逢後，百鬼丸也確實逐漸（雖然很曲折地）開始了這一轉變，並在第24話中真正做到了這一點（但編劇在這裡處理得非常差，因為我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百鬼丸突然就決定放下屠刀了）。另一方面，景光是錯的，他跨越了個人權利這條道德紅線，從而使得他的一切所作所為都在根本上失去了道德基礎，即使他看起來為更多的人帶來了利益。因此，第24話中百鬼丸對多寶丸的勝利與百鬼丸對景光的“寬恕”（即一種上位者對下位者的容忍），便是絲毫不足為奇的結局（雖然我不太能理解編劇把壽海也一塊弄死的用意何在）。
就此而言，《多羅羅》無非還是在為當代法治社會的基本價值背書罷了，衝擊力雖大，但創造力不足。在這個話題上，《Legal High》第二季的最後幾話要比《多羅羅》明確且佈局精心了很多。有些觀眾以為《Legal High》第二季的衝突在於庸眾與真相之間，但沒有比這錯得更離譜的理解了。古美門律師不在乎真相；他在乎的是，當我們無法確知真相時，始終堅守權利這一個體在法治社會中最後的保護傘——即便在某些個案中放棄堅守權利看似是受害者、社會、乃至被告都想要得到的美好結局（如羽生律師試圖實現的那樣）。
但就算如此，從思想上講，和大多數番劇比，《多羅羅》也高出了不止一點半點。更何況，在沒有法治的社會裡、在不承認權利的神聖性的社會裡，多一部《多羅羅》，總要好過少一部《多羅羅》。
